照壁山下的师生
吴厚炎
五十多年前，我就读的贵阳师院，在照壁山下。所谓“照壁”，是指同正门相对的屏蔽，多筑于寺庙和广宅前。如此，那师院就不具备这种资格。想是师院右侧的“扶风寺”，以它前面的山为“照壁”了。但这样一来，“山”之为“墙屏”，是不是显得有些巍峨？而我们的师院与之并无关联，却被人称之为“照壁山大学”，这就有点轻漫的意味。不过，这“照壁山大学”倒还有些可以写一写的东西。
黄教授
贵阳师院曾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历届学生毕业前夕，要在生物系黄教授的指导下种树，给母校留作纪念。所以，跨进师院大门，就见直通照壁山脚的大道两旁，扁柏耸翠，苍然成荫。而正对大门的照壁山，早为扁柏倾覆，似乎绿不透风，要挤出些凉意来。我们自然也在1963年毕业前夕，认识了黄教授。
当时，在校门右侧的操场上，黄教授指着堆满平板车的扁柏，说教大家种树，给操场镶个绿边。他高不过1米6，一身褪色中山装，脚上粘泥解放鞋。平头花白，一脸绛黄，操一口广东客家方言。若不知他身份，以为是拉板车的。他通晓德、英、俄三国文字，近70岁还自学日语。汉话反而说得不明白。但他的功劳不在嘴上。你看，不仅近在咫尺的浓荫大道以及照壁山的扁柏留下他的心血，还有经他指导成林的校园：冬青、梧桐、洋槐、滇楸……掩映着琉璃瓦覆盖的参差楼房。若在清晨，阳光初照，雾岚渐去，整个校园于金碧辉煌之中，又显得沉稳而轻盈。
就在我们栽种扁柏的操场对面，穿过梧桐林，绕过生物系教学楼的侧面，可见由冬青作栅如围，而杂花其间，青草铺地的花园。中有近两丈高的三棵桧树，格外醒目。其若大碗口粗细，树冠呈圆锥之形，傲然挺立。乍一看，以为是扁柏，因它若干扁平的小枝与扁柏无二，但不同的是，它还有如松针样的尖叶杂迭其间，此为扁柏所无。所以，《尔雅》及李时珍说“柏叶松身”（柏，即扁柏），大抵不差。
桧，早见于《尚书》《诗三百》，古代棺盖上以“桧”作装饰，乃“王礼”。我不知师院稀见的桧树出自何人之手，但它紧邻生物系，就同黄教授有些瓜葛。然而，他一生多习洋文，就同上述中国的故典无多少缘分。他曾指导绿化德国柏林大学，并常以此为荣，实在还只如会栽树的平民。与他同时代的如研究刺梨、文昌鱼的先生，早成名了，而他依然如桧——“柏叶松身”，并未脱颖而出，就像成束的针叶藏在扁平的小枝之中。这可能因他不近官场，而官场又非植物学？孰是孰非，宋诗说：“留与乌衣话短长”吧。
许先生
许先生教了我两年《古代汉语》，但在印象中，他似乎永远是这副模样：头发平梳脑后，白丝错杂其间。脸稍长，偏黑瘦，配一副黑而泛浅黄的眼镜，着灰黑长呢大衣，衬衣似乎未见泛白。是先生冷色平静调子，化解了特定时空衣着与色泽的变幻？我也说不清楚。
先生的讲课，说不上精彩，语调平缓，音量偏涩。偶尔激动便有些自我陶醉，身子左倾，板书正斜不拘，字就到了黑板脚。我得益于他分析句子的“图解法”，对上古音却很陌生，他说教中学用不上，音韵就几乎没有讲。少见他与同事来往，课后即步行回家。那胸前左袖的粉笔灰，不知何时才飞离黑色大衣。
毕业考试只一门，就是许先生的《古代汉语》。之后，我邀约同学去许先生家看分数。在三民东路一侧巷内，敲门进去，我们三三两两站立，陡觉屋子很小，光线很暗。左面有窗，几缕阳光映射，才看清近而靠墙的博古架，像是专放二十四史的，有几格空着。一张单人床紧靠右墙，迎着窗户。而书桌、椅子、凳子，乱七八糟堆满书，多为线装，一些碑帖散页，似乎也夹杂其间。长长短短，歪歪斜斜。进门左角堆的杂物，无书，因为三合土会潮湿？这样，他改卷，大约只能在床沿，以凳为桌。因问分数时，他须弯腰翻看坐凳上的分数册。当我知道自己的分数后，顺势问了一句：“老师，周复延考多少分？”他拿着分数册，依然俯腰侧身看着我，说： “你和她好？”这时透过浅黄镜片，我才看清许老师的眉眼，逼视中的笑意，牵动着起皱的脸颊，嘴唇和短髭似乎在颤动。我知道，许先生稍长我这般年纪时，有过一次极为失败的婚姻，刻骨铭心，终身未娶。因此，我只能不好意思点点头，没有吭声。
离开贵阳前夕，我在喷水池碰见先生，他问我分配到哪里，我说兴义。他微笑点头说：“嗯，兴义不错，是个大县。”与先生相处两年，没有见他笑过三次。
中断了廿五年的职称评定，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启动，系里让许先生申报副教授，他不为所动，因听说1949年之前，他就是教授了。终于当了一辈子教员。
许先生一直与老母相依为命，其知音，除书籍、著文外，就是书法了。据说他善“章草”，书法理论颇有见地。可惜都未曾瞻仰过。
据与先生过从甚密的汤教授说，中文系最有学问的，当数许先生。汤兄亦先生弟子，且为同事，所言当有据。先生去世后，留下近千万字的手稿未经整理，藏于师大图书馆。若能出版面世就好了。但若干年过去，没有动静。这让我想起当下的《周易》热，哄其热者多不知《易》之有三，即还有《连山》与《归藏》，正如许多人只知先生是教员，没有职称，而不知其学问。这样，许先生的著述，唯藏之名山（照壁山？）以俟君子。但愿许先生的学问，“晦久而明。”
老教授与新助教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师院搞教学改革。汉语教研室充分利用资源，让曾经饱学之士同当今后起之秀结合，将古今汉语打通，开一门新课。准备妥当之后，便开始试行。主讲者古稀教授，助教则“而立”之年。课题与人员均合古今相融合之旨。老教授矮瘦，常年一袭青布长袍，让人想起民国人物。他的强项大约是古汉语及古诗文。因他曾对人讲：“如果不是民国，最后一科状元就是我的……”如此，那八股文就定然做得不错，而唐宋以来的“试贴”“应制”诗也不会差。当时，各系办有黑板报，用水粉和毛笔书写，到时还兴比赛。中文系办的“团结报”，常有老教授的格律诗见诸黑板。署名之外，还标有年龄七十几之类。因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这创新课程自由他先行试讲。助教偏分头泛青，着灰白色茄克衫，显得干爽。他上过我们《现代汉语》，但只记得甚么“AABB”式，比如老教授高高兴兴接受任务，小助教欢欢喜喜协助教学。试讲课在阶梯教室，百多学生顺梯坎坐而聆听。开讲十来分钟，老教授咳起嗽来，痰在喉咙里打滚。他从长衫口袋摸出信封，待气喘定，将口中物唾进信封，顺势又将信封揣进长衫。气顺之后，只见老先生嘴动喃喃，声音很细，我坐在后排，不知他说的甚么。突然，一直在台上监听的助教，快步走向老教授，以手掩口对之耳语，老教授忙点头，哦，哦，哦……仿佛明白自己跑题扯远了。他是跨世纪的人，长衫子就罩着不少晚清逸事，民国时闻。见到年轻学生天真求知的模样，难免忘乎所以，这便需要人监督提醒。之后，动嘴不久，就又咳嗽，信封、耳语，哦，哦……反复几次。不能再讲演了，一旦痰涌堵住气管，就是憾事。于是停讲，不了了之。
若干年后，我在某语文杂志，见到当年助教先生研究贵阳话“玩嘞”的文章。我这贵阳人觉得，该文也好玩“玩嘞”。
后来，某师专有讲师拟申请《现代汉语》的副教授。当年的助教已高升，在审定申请人的论文后，说：“这样的文章，我们大四的学生也写得出来。”该师专教师终于未能评上，直至退休。退休后心安理得，因他懂得本科先生的水平比专科的高。但他不知道主宰其命运的，就是当年那位助教，更不知道这助教的大四学生，起码有专科讲师的水平。
老 邱
1999年夏天，我们师院59级的同学，在校园内的会议室作同窗之聚。
当年的学院，如今，已升格为师范大学，在座诸君，已渐老去。彼此离别经年，感慨良多。虽然如此，那气氛不会喧腾活跃，也无曾经沧桑的暮气。兴奋激动之余，悄然敛笑平静。这时，一位同学越过众人，走到台前，目视前方片刻，竟唱起歌来。大家不免一惊，相对无言，默然静听。歌声不见高亢嘹亮，也不觉低沉浓重，和润而委婉，柔美而绵长，仿佛在规劝或诉说甚么。让人若有所思，又凝目悬想……唱罢，他说起耶稣来，才明白唱的是基督之歌，难怪民族唱法带些洋味。听说圣诞颂歌《平安夜》流行最广，他唱的是否就是这首歌？但此时正值盛夏，并非12月25日。而音乐水平最高的《救世主》有53个乐章，他是否在“独唱”其中一节呢？不清楚。总之，是圣乐。但这也须过节时唱——当然，也未必。我们古老的乐府诗，有长歌当哭的悲戚，如今，他这难以自持的轻歌，大约是在颂扬耶稣的博爱了。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邱同学吗？
这邱同学，其名有为国戍边之意。确实也参过军，文书。退伍后，随身带进校园的咔叽布军大衣，绒毛蓬松的卫生衣和黑皮鞋，让我们穷学生羡慕。但他穿戴起来，又不像行伍出身。身材不算高，头适中，发如漆，留小髭。鼻梁虽不挺，其面如玉与之作衬，就觉英俊。上唇稍扁，下唇稍突，谈吐间，眼珠闪亮，薄唇相应，就显沉稳精明。我有一铜仁诗友，在部队也是文职人员，身子修长匀称，眉目清峻，常当首长夫人舞伴。这邱同学舞姿可人，是否也为首长夫人垂青？没有打听。他这退伍军人，起码应是班上小组长之类，不知怎的，依然是个兵。因年长我们几岁，平时又寡言少语，觉着胸有城府，虽为同组，不常往来。我的文字还稚嫩懵懂时，他已在《电影评介》之类发文章。稿费虽仅一两元，已可买双短帮球鞋，或是未及上身即起皱的棉布中山服。
谁知刚进大二时，他被勒令退学，据说因隐瞒地主出身成分，政审不合格。他在班上之不能当干部，恐怕学校已怀疑他的成份，待外调作出结论，他的大学生涯也就半途而废。家庭出身在今天不算甚么，但自1957年“反右”就特别讲究。我们班有140人，无一人系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可谓纯洁。
伴随羞愧与无奈，他于1961年离校，并因此未回四川老家。而出路，也唯靠自强不息。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地人，碰上挫折时得隐忍苦闷；遭遇屈辱时，得宽恕他人。而这，正合耶稣的主张。一旦某种机缘降临，他便皈依上帝，信奉基督就是很自然的事。他在座谈上的言语与歌声，是否可看作是在“布道”——劝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呢？
这位离校38载我才见着的故人，面目除了有些老态外，模样与神情依然如昨。沉静中更显平和。他除了在贵阳八中有份教职外，所编印的教材很卖了一笔钱。花溪还有一套不错的住宅。这是因为他信奉上帝呢，还是靠自己？
李 兄
对于明清文学，我算白学了，因我只记得先生的一句话，其余全忘了。这话之所以印象深刻，还因一事突发。那是冬日的某一天，教室旁的腊梅正怒放飘香。先生从不写诗，此时竟诗兴大发，说：“元曲就像冬天里的梅花，正……”正字刚说完，突听“ ”的一声响，大家吓一跳，甚么东西爆炸了？起身四顾，发现黑板旁的墙脚，有个竹壳温瓶倒地，旁边是玻璃、开水、菜叶子。先生的梅花没有震落，手上的粉笔掉在地上。他摇头抿笑。我们则哈哈大笑。
温瓶的主人姓李，与我同寝室，温瓶开水煮菜，是他的发明。食堂的开水并不很烫，可能是菜叶塞多了想“出气”。李兄的加餐泡汤了。但不要紧，他开有三小畦菜地在后门外稀疏的梧桐林下。那菜细瘦，无肥施。当时粮食紧缺，只好以瓜菜代。李兄无法生火，只能用温瓶。
他家在四川农村，他说从小挑担，人就压矮了。不过敦实的躯干配圆脸正合适。脸呈菜色，倒不是菜吃多了的缘故。鼻梁矮，先端钝圆。爱笑，厚嘴唇就露出大门牙，上眼皮就多皱折，拉抻皱折才能闭合大眼球。没几天，他拎个竹壳温瓶老远对我笑：“看，新买的。”样子憨厚又狡黠。我说：“还想再来一回—— ？”“不会吧。少塞点菜，水也要谙着点放。”说时样子还有点害羞。他这菜无油有水，绵扯绵扯的，水也不好喝，臭生味。
我们中文系住在学校对面的灰楼，中间隔着马路和菜地。这菜地种过甜菜、茄子、莲花白，就没有种过包谷、白菜之类，是怕有人行方便？有一次，为食堂摘茄子，快收工时，李兄歪嘴示意让我们带些回寝室。入室后，我说：“这茄子也用温瓶煮？”李兄说：“那样怕不行，不好吃，就用酱油漤。”有人说：“不如用盐巴。”另一个说：“盐巴吃多了，会浮肿。”班上开始有人浮肿，主要不是因为盐巴，是缺少蛋白质、油脂、糖。我想起早餐时吃的“跳舞菜”。那是伙房工人将莲花白的边皮，加上盐，装进大黄桶，穿上皮胶鞋踩出来的。腌渍好后，直接上桌，黑浸浸的，气味难闻，多吃几次会呕。说到盐，我就想起“跳舞菜”，于是说：“还是用酱油吧。”大家同意后，用小刀切碎，放进既洗脸又洗脚的脸盆，倒进酱油去漤。不等隔夜，晚饭之后就开始加餐。这些生茄子吃起来满嘴苦涩咸。现在想起来，恐怕酱油是色素、盐和水的混合物，即使有黄豆，也很少。因黄豆是配给浮肿病人的，每月两斤。姨父被弄成右派在北大荒劳动，田间收黄豆时，也悄悄偷吃。我不知吃了多少生茄子。半夜，肚子疼痛异常，叫唤不停。睡我对面的李兄惊醒后，二话不说，将我背起，下三楼，越过菜地、马路，到学校大门前，幸好铁门不算高，设法将我弄进门，又背了近两百米，到操场边的医务所。医生诊断：急性肠胃炎。是生茄子的“单宁”作的怪。住了一天院。只是不明白，我痛昏后，这比我矮20公分的李兄，是如何背我翻铁门的。
瓜菜可代粮，但不是粮。所以，对真正的粮食，不能马虎。我们二食堂开始用土陶罐蒸饭，排队轮到李兄取饭时，他会踮脚用眼横扫那些案板上的罐罐，单取他认为多的那一罐。其实米是定量的，水的多少，决定饭的涨缩软硬。李兄也明白这道理，但他会说：“上千人吃饭，放米进罐时，不可能用秤称，用容器量，那容器会量得那么准？有些罐罐说不定会多出二、三十颗米呢。”歪起脖子，多皱折的眼皮直眨，样子很滑稽。罐子易碎，工人也难清洗，就换成大锑盆蒸饭。八人一桌一盆。这就要轮值分饭，划成八份。比如我值日，将饭分成八份后，先由下位的人取，像打麻将取牌一样。他当然要取他认为多的那一份，依次类推。凭手无论怎样也划不均匀。七人选完后，剩下的决定是最小的一份，也就是当值日的。吃饭也考手脚功夫。为让大家都不吃亏，李兄从家中带回一个“竹片分饭器”。不用时，收拢像把扇子。用时，将其撑开，如八片竹刀，尺寸早量好。放在饭盆里，居中按下即可。他爹是农村木匠，他假期就学得这点小聪明。
进大四时，有一天，他有事外出，让我将其晚饭带回寝室。伙房工人守在门口，不让带出，我解释半天他不听，还逮住我左袖要抢。我一车身让开。左手漂油汤的南瓜泼了出去，我趁机跑出食堂。几天后，从未打过交道的系总书记，于晚饭前拦住我，说我因浪费粮食要通报批评。我说了当时情况，并强调泼洒的是南瓜不是饭。他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走了，我去吃饭时，远远见一纸，贴在食堂外麻癞癞的墙壁上，上有我名字。这“通报批评”早写好了，书记的饭前训示，不过做做样子。事后，李兄悄悄对我说：这种搞法，有点像“大跃进”时搞的那样。他家在农村，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这话当时很危险。
一年后，他到遵义，我到兴义。
再次见到李兄时，已是1999年的同学聚会。他头顶细黄头发已变白，依旧圆脸，并不红润，且多纵沟纹。折皱的眼皮下，眼白有些浑浊。依然爱笑，翘起的厚嘴唇包不住大门牙。说自己有八个娃儿，四个是亲生的。还说如今讲究养生，他早就试行了……
我的两个同窗，一个姓邱，他看着天上，想着地上；一个姓李，他看着地上，想着天上。
两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