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吴厚炎

  学《高教法》谈体会，认识有深浅。深浅一看便看出，装不过去。不过，深浅虽然于贯彻“法”有关，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行动，所谓“知行合一”者也。可由“知”深而做“浅”，料无“知”“浅”而做深者。知深之后又有切实可行措施，庶几得“法”而见成效。否则无异于“神仙会”。

  说得动听并非知“深”。究其动听，往往乃因系先贤遗训之故，而非自己创造。只知照搬遗训固然很“浅”，虽亦不免对之亵渎（因被弄成教条），但尚可原谅。如若嘴上甜蜜而背地里又另来一套，则是市场经济中的最大“伪劣产品”。不过，同遗训无关。

  常言说“法力无边，回头是岸”。谅本人不敢作“假”，却也惧其“法力”。所以，还是知趣回到作教师的份上即“岸”边来。何况“无边”，除具威慑力外，尚且道之不尽呢。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当然，也不尽然。此就总体而言。但资质低者决然培养不出高材生，恐反倒为并非高材生者所窃笑。这同官阶大小应无联系。

  教师的创造天地主要在课堂。可惜我们常碰到的是传声筒——哦哟，此已涉及他人，姑且不说。

  课外的创造空间更为辽阔，辽阔得彼此自由。自由得无须按部就班检查所谓质量。但明眼人清楚，那是不查之查。不知办学者是否留意？

某教师，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任教于贵州师大。闲谈中，我说：“你专攻法律，我则是门外汉，虽然法律知识考得100分，其实是掩耳盗铃。不过，有一问题想请教：西方首先有‘民法，而我国古代却先有‘刑法’，这是甚么道理？”他说：“老师没讲过。”他的老师仅仅在课堂？我说这问题也许要从基督文化及我们的农业文明入手解决。他似乎已明白我的意思。但不知其考研究生是否如愿。

  某日晚餐，我指着一学生的筷子说：“你知不知道这筷子意味着什么？”他憨然一笑。我说，也许仍然是个“阴阳”问题，可以对付任何的美味佳肴，包括“满汉全席”，蕴含着农业文明“天人合一”的“和合”品格。西方则是刀刀叉叉，连吃饭都在“征服”对象，大抵同“天人相分”的文化底蕴有关。这看法自然无法“实证”，但也不能“证伪”。且不想说服学生，因系晚餐。

  课间十分钟，95中文一女生同我谈读书问题，她说：“书读到最后，也就没有了书。”我很欣慰。最近，她又到贵师大继续深造。恰好，今日上午有西师中文系某男拟来我校应聘，我将此女的话告他，请其剖析，竟不能有的放矢，看来他只知读要考试的几本书。由此想到刚去世的学术大家钱钟书先生，有人统计，他写《谈艺录》与《管锥篇》引用的书达几千种。而钱先生的藏书并不多，几乎全靠图书馆的馆藏。将这三桩事连在一块，有人会不会摇头呢？

  前年，到兴义化工总厂，面对三十来位文学创作爱好者，我没谈教了廿年的文章作法，倒是让他们随便提问题：小到个人，大到宇宙，都可以。结果，问题之杂，可以想见，诸如气功的有无，“贵州醇”与“茅台酒”的官司，“孔府家酒”、“孔府宴酒”之和睦相处同“齐文化”的关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与“魔幻现实主义”，《简爱》、《呼啸山庄》创作方法的优劣，电视编辑与观众的主客定位，以及对“夜郎自大”一语的不满等等，足足搞了三个半小时。其实，我已经谈了文学，只不过不是执着于“表”（知识），而是让其悟出“本”（人本身）。事后，我问94级黄某：“你猜我是用什么方法对付那些意思不到的问题？”黄说：“你是用哲学笼罩了他们。”借用孔子与子路应对的故实，我亦“晒之”也。因为，作家何士光在谈及文学创作是否有“灵感”时，我以老庄的“无”插话，害得老何以为我是专门学哲学的。

  就本专业只能照本本讲本专业，在偏僻之一隅虽然还有市场，但“社会定货”不会长久。在跨入“知识经济”的今天，以“社会哲学”而论，高科技“虚拟现实”又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让人已难分清“虚幻”与“现实”的界限（见金兑《社会哲学视野下的知识经济》，新结文摘1998年11期）。哲学家对此若有兴趣，其所面临的，也许是个“悖论”。不过，其临界点也许可用“中和”的观点阐释。可惜，我是个“电脑盲”，不能领略其高科技的美妙。于是，回到现实，准备退休。

  除了教书，便是读书，这就难免有所想。但“意识流”让笔跟不上趟，所以，我的兴趣不在动笔。假如不是因为要交卷，这随便想到的一丁点儿也不愿写下来（有个聪明的助手就好了）。写下的自然也不像“法”定的文章，更不是冒充“语录”。虽然我们早有“时文”与“故典”的传统。我真羡慕那些“立试万言，倚马可待”的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