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来“中杠”供前驱

———荀绍林兄印象

吴厚炎

  绍林兄离世，已有十多个年头了。那年，他刚六十岁吧。像他那样壮实的身体，是不应该如此的。我曾以横批“竹韵松心”的挽联，献于灵堂之前，曰：  

  君折正蓊郁，离歌一曲流竹韵

  泪驻唯唏嘘，学苑三千忆松心  

  他早年失怙，因家庭成份影响，不能尽孝于北堂之前。待到沧海已为桑田，母子相依共怀时，竟又先其母而去。此中苦楚，想亲历者也难说清。

  写下上述文字时，我无法揣度他染病卧床，辗转思亲的情景，眼前唯浮现平时惯见的模样：额宽脸近圆，眼大唇稍薄，个子欠修颀而敦实，背阔肩厚，膀粗腿健，行止稳捷。目光犀利，常能揣度上级意图，把握原则，又不乏处事的灵活。

  不过，他最初予我印象很深的是说“普通话”。我1963年入兴义师范之前，他大约已坚持了好几年。并因“普通话”为媒，有了美满和谐的家庭。我们教语文的说“普通话”也仅限于课堂。其他教师也大体如此。在方音杂沓，土语交错的师范学校，他的“独秀”，大约并非自视其“话”的如何标准，盖基于政工干部的责任和形象。他的“普通话”有一特点，就是往往把“的”字说成“得”（念阴平），且响亮。他曾到北京参加过培训，并非不知“的”往往念轻声，但在方言土音范围的语境中，他对“的”字读音的处理，大抵不失方言的习惯，也避免别人说他故意卖弄吧。“文革”之后，未听见他说“普通话”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无相应的“语境”。我们南方官话区的人，若身处湘浙闽粤之地，自会下意识地说“普通话”。反之，若彼此交流并无障碍，偏要去说别人听不明白的所谓“普通话”。岂不是很滑稽么？

  “普通话”之说，只是绍林政工生涯的一段插曲。真正能体现他本领的是对学生的识别。初遇某生，耳听其名，眼观其貌，再与脑海中花名册的影像相映照。之后，一旦相遇，即可如数家珍般道出姓名。面对成百上千的学生，这种超人的记忆，已成为历届学生盛传不衰的佳话，言辞间既“敬”又“怕”。那些面貌相异，个性有别的学生，之所以鲜活于他的脑际，乃在于责任在“心”。因而，以“名”识人，不过是“育人”的手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文系有一兴仁王姓学生，因带头打群架被勒令退学，作为政工科负责人的绍林，自少不了对他的关照。若干年后，这学生返校补办毕业证书，事后，请我与绍林在湾塘河边一餐馆相聚，一再感谢当年对他的不弃、劝戒、关爱、鼓励，并说，正因为如此，他这曾经相当顽皮的学生，如今也在六盘水某中专参与管理学生了。所以，仅仅惊异于绍林的记忆力，大约只得其皮毛。当我们领导大谈所谓大学管理，让人觉着虚空或隔膜时，“以人为本”的范式其实就在眼前，是因为高高在上，视而不见？或是因为缺乏“距离”难以产生“美感”乃至共鸣？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绍林极少冲动，是因为遭遇与处境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到贵阳招生，连同司机，大家一律大房通铺，唯领导独处套间。这种“规距”，从未有过。我将困惑不解告之绍林，他微笑说：“按校长级别，理应享受”。不卑不亢。他也长于言辞，但未必絮絮叨叨，即便家事也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一学生因慕他女儿的才貌，久久追求未果，常睃巡于其房门前而不得入。作为父亲，他既为女儿的郑重选择思虑，也为小伙的执着不舍感慨。但不干预，顺其自然而待水到渠成。当然，他也有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之时。1966年夏天，我们在兴仁马家屯参加“双抢”（插秧）后，步行返校，途经马岭河的木桥（其实是石拱桥），刚过桥，即有一可供小憩的桃树林。不知他从哪里寻来主人，仅以五毛钱即买下一树的桃子，供大家解渴。这种精明，是否体现他的循循善诱？比如，他会对主人说：你看，这荒山野岭的木桥，桥面青苔滑脚，两旁杂草丛生，顶多赶场时有几个人路过……你是想让桃子烂在树上？这其实就是苦口婆心，就是能沉得住气。这“气”的沉住还有一正事之外的“闲话”。“文革”期间，他同老汪（菊生）出差外调，四处奔波，忙里偷闲，终于可摇进某县百货公司，采办亲朋所托付的物品时，发现包里只剩零钱，不足敷用。为给公家省钱，他们能搭便车就不会去买车票，所以，那贴肉的内裤，就是他们的“钱袋”。若返回旅店，时不我待。寻一暗角隐秘处取之，又恐人说鬼鬼祟祟，缠夹不清。无奈之下，只好在众目睽睽，喧声嚷嚷之中，暗使眼色，相互遮挡，待气沉丹田，心跳如常，再伸手去“捉”那——钱。之后，彼此耸肩吐舌，做个鬼脸，仿佛完成一桩大事。这种遇事不惊，临难不惧，说不定还是一种美德。1967年，全国武斗正酣之时，有造反派组织“铁联”的五、六人冲进校门后，一路吆喝呼噪，咆哮如雷，吼声震屋，窜到教师宿舍集中的后院，就是现在兴义民院的“书院”三幢、四幢处，三三两两，提棍来回叱咤，恶语威胁，说是对立派若不主动显身，就要破门擒拿之类。当时，党委已被踢开，政府已经瘫痪，公检法已被砸烂，剩下这伙人来“革命”，真让人胆战心惊。我只敢从窗缝偷看他们高高矮矮，摇晃身子的模样。相信类似的“窗缝”,定游曳着惶恐不安的目光。四周一片死寂，唯听见自己的心跳。突然，门响，人出，慢步来到这伙人面前的，是老荀。他们对话处离我有十来米远，只觉绍林的声音不大，对方分明像吵架。之后，似乎认为老荀说得有理，这才愤愤地走了。我想，老荀大约是这么化解矛盾的：兴义公路就少，铁轨见不到一根，校内自无所谓铁路员工，也就没有与之对立的派别。恐怕是误传，才让革命同志们义愤填膺。

  事后我对老荀说：“你胆子真大！”他说：“当时那种情况，总得有人站出来嘛。”是的，当年抗战鬼子欲屠村时，总会有共产党员挺身而出。谁知这伙人不甘心，第二天又上门滋事，这一次，老荀只是被打破额头流了些血，没有牺牲。这让我想起“文革”之前，他就有学校“中杠马”之誉。这并非说，领导的可有可无，而是说，即便没有领导在家，校内大小事，他足可担当。

  绍林1958年中师毕业留校工作近四十年。“文革”前，顶多是个党支部委员。兴义师专成立后，任过一年校党委委员，当工会主席十三年，校办公室主任十年，团委书记十年，其余职务有：政工科副科长、总支委员、支部书记、红十字会、保密委员会、爱卫会、关协的主任、副主任，以及房改领导小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职改领导小组的组长或成员。他从未如诸侯主宰过一方水土。客观地说，他并非不能，而是不允——中师生能掌控辕门挥舞鞭子么。所以，他始终是一匹忍辱负重，奋力刨蹄，直驱向前的“中杠马”。当年的师范学校膨胀了，架子变大了，官位随之升高了，而像荀绍林这样的“马”，找不到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