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因成绩不理想，没敢许下“飞过长江黄河”的豪言壮语，也没能顺利实现“跨过花江河”的夙愿。幸好当年高校扩招，我才有幸迈过马岭河，进入黔西南民族师专计算机科学系。从此，我的人生与教育有了一段缘。

　　教书二三事

　　2003年9月，我和另外的12名毕业生一起分到了家乡的木咱中学，一年的试用期，每月180元的生活补助费。

　　2004年秋季开学时，学校安排我去当八（6）班的班主任并教数学。古历八月十五那天，是星期三，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上完课回到集体办公室，教导主任对我说，刚才我在八（2）上课，看到八（6）班有五六个学生从后面的窗子上跳下来，你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虽然我那班的学生调皮，但怎么也不至于达到不要命的地步吧。我怀着应付的心来到教室，许多同学都走了，还有打扫卫生的和一部分贪玩的在教室里。学生们见到我走进教室，都说：“老师，那些跳楼的都走喽。”我问有人伤着没有，都说没哪个受伤，我的心安定了。

　　学校是七点半上早读，我每天都是七点赶到教室陪着学生学习。第二天的早读课的钟声响起时，全班同学都到齐了。那天的早读课是语文老师的，老师刚走到教室门口，我示意语文老师稍等一下。我说：“昨天从后面窗户跳下去的站起来我认识一下。”齐刷刷的站了八个，有两个的个头比我这一米七的个头还高。我得知的只有五六位，一下子却站起来八个，并且都不是我心中锁定的那几位，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把八个学生都带到我的办公室。我所在的办公室分为三间，窗户全部安了防盗装置。我把外门反锁，把学生留在最外一间，然后一个一个地叫到最里面一间详细了解当时跳楼的想法。前面进去的两个由于态度好，我没骂没打，第三个到第八个，都被我用鞭子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那次，从不说脏话的我，竟然分别对那几个学生开骂了。那两天时间，我还分别到八个学生家走访了一次。

　　当学校向学生发放问卷调查的时候，有几个学生在我的名字下写道：“他会拉人去黑洞洞。”

　　过了一段时间的一节英语课，前面桌和后面桌的学生赛金花赌钱。事后我问他们在家是不是爱赌，学生们都说时不时的会整一回。我问学得几年了，老人知道不。有个学生跟我说：“我老爹比我赌得还烂哦！”有一个则说：“我们寨子个个都赌，你说我不赌的话不成了憨包？”我哭笑不得。

　　有一次，一个学生没到学校读书，我与同事吴顺毕中午到这个学生家家访。当时正值割谷子的季节，正遇着学生的母亲与几位寨邻在田里挞谷子。我们说明来意后，那个学生的母亲边挞谷子边说：“管他的哦，他读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见家长无诚意，我们转身往回走，听见一个村民问那个学生的母亲：“这些是中学的老师？”“是嘛，180块钱一个月的那些。”是啊！我们听后自嘲道，是啊！好好地读书出来也只是180块钱一个月，出去做什么也不止这点收入，人家有好好读书的必要吗？

　　品酒励志夜

　　乡镇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由于报酬低，所以不敢去观看麻将怎么打，只能大家聚在一起买八角钱一斤的包谷烧来打发夜晚寂寥的时光。

　　我们一起分到学校的9名男生中，除了张岗国和王英理只能喝两杯以外，吴顺毕、杨定锦、朱厚山、梁昌荣、李景向、易民和我都能喝。在之前分到学校的老师中，有1988年分到学校的潘立、1997年毕业的李维华、2000年到校的王林、2001年到校的王邦勇和2002年到校的叶全斌等未婚老师因不打麻将，常常跟我们在一起整些小酒。

　　因学校没有空房，我们当年分到学校的全部在外租房住，我与吴顺毕租住在木咱粮站内最上面的瓦房里。冬暖夏凉的瓦房和粮站空旷的院坝成了我们品酒的最佳场所。雨天和冬季，我们就在屋内，夏季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就开着路灯，在院坝里摆上那张陈旧的木茶几，斗地主或划拳，而后酣畅淋漓地对饮。

　　虽说我们这十几个爱整酒，但也难得全部聚在一起，因为都是根据各自手里的工作而定，也没有谁与谁相约。当时只有潘立、李维华、王林和叶全斌有摩托车，除了潘立和李维华外都没用手机，所以从来不管人多少，只要有三个人能够斗地主，我们就会摆上酒具。由于李维华、王林和杨定锦都喜爱下厨，每次喝酒时，他们就承担起煮饭做菜的任务，其余的就先吊小油门（慢慢地玩），吃完饭后大家才集中起来痛痛快快地轰大油门（使劲地整）。每次喝到五六分醉时，有少数人就开始把自己输的酒拖着慢慢地喝，然后找些话题闲聊。随着喝酒时间的推移，玩扑克和划拳的越来越少，聊天的越来越多，从学校的事聊到读书的事，从书本上聊到生活当中，从本校聊到其它学校，从教学聊到校外，从学生聊到自己等等，每个晚上大家聊的话题都会略有不同。聊着聊着，潘立和李维华都会跟我们说，你们还年轻，要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要向王定芳和王沾云学习。说着就向我们讲述两位老师的奋斗历程。因为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王定芳和王沾云老师就一同到我们坡贡小学教书，我大体上了解他们所走过的路，也能够说出两位老师写过的一两篇文章的标题和内容。当大家听着潘立和李维华讲着两位老师的奋斗史时，我也会偶尔跟着搭腔。

　　许多个夜晚，不论喝酒的人是多是少，我们都会这样相互激励着，尤其是突然停电的夜晚，点上两三根蜡烛，大家边喝酒边励志。

　　一天，我在一期《当代贵州》上读到“基层艰苦的条件能使一个人的品性愈发坚韧，也容易将一个人弄成豆浆浸泡的油条。应一如既往地保持激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正确分析和看待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不让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不让麻将掏空自己的身体。”这句话时，就将其摘抄到笔记本上。许多个夜晚，我都在回想着王定芳和王沾云两位老师所走过的路，两位老师都于1991年9月到安龙县化力区坡贡乡的坡贡小学工作，此后也都相继到木咱小学和木咱中学教过几年书，但他们俩却能够拿起手中的笔书写人生，以致走进安龙县城，走向州府。难道我就这样要让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吗？

　　虽然这样想着，可转念又想，我不是学文科的，我哪是写作的料，王定芳老师早年就有散文诗《心曲》在《世界散文诗作家》发表过，王沾云老师的报告文学是写得多么的极致，我哪有能力去追寻他俩的足迹？算了，癞蛤蟆就不要总想着吃到天鹅肉了！

　　吴顺毕是师专中文系毕业的，写文章对他来说就简单些。很多个夜晚，我都在劝吴顺毕写写文章。我说，我们最多在学校工作七年，如果还不能离开学校的话，可能就会成天发牢骚，但实际又什么事都不会做，那样的话就惨了。

　　酒继续喝着，励志的话继续说着！一年后，大家都忙着复习参加成人高考。成高过后，大家都开始交女朋友，潘立于2004年底结婚。成高的成绩出来时，大家都被所报的专业录取，但因为我们2003年分配的这一批没能如期转正，考取的几位也没有机会脱产学习，王林和叶全斌于2005年3月进入贵州师范大学进行脱产学习，大家聚在一起喝酒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求婚失败记

　　我读中学的六年就是母亲病重的六年，在师专二年级时，45岁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而不幸仙逝。2003年我师专毕业时欠下4200元的学杂费，后在姑父的帮助下借了4000元的高利贷，学校为我免去700元才领到毕业证的。这些年来，家中早已债台高筑，妹妹为了家庭而辍学到广东打工。2004年3月底，有同事说要贷款，我就与他们一起到农村信用社贷了8000元，用于偿还这些年来所欠的部分债务。

　　同年古历的10月15晚，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安龙城郊的一位小我两岁的女孩，相处一个多月后，母亲看这位女孩也比较贤惠，就说东挪西借也要我赶快完婚，并且三天两头地念叨着。我将母亲的想法向这位女孩诉说，并且也表达了想娶她的想法，可她却说还想玩几年再说。这样几次后，母亲就对我说：“你不买礼物去人家，人家为啷子会答应你？”听了母亲的话后，喜欢给人惊奇的我就买了十多斤猪肉，酒，糖等礼物，缠着学校常帮人操办喜事的工会主席彭科望和能说会道的秦愧老师于腊月十二帮我到女方家提亲。人们一听说我要去提亲，有三位觉得好奇的年轻同事也一同前往。到达女方家时，没人在家，一同前去的老师们就问我是不是没告诉对方，我说我想给她们家一个惊喜。稍后，这位女孩和她母亲回到家，看到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女孩直骂我是疯子，她母亲则向同事们说，女孩还小，让她多玩几年再说。万般无奈之下，几位同事们只能骑着摩托冒着严寒返回。第二天，女方家便将我带去的礼物送回我租住在粮站的瓦房。

　　腊月廿二晚，我打电话问女孩的母亲：“伯母，我还可以去你们家吗？”伯母说，对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想去就去。我于腊月廿三的晚上到她家，伯母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小郎，你们处朋友可以，但你们两个是不能走到一起的。”我问：“伯母，为啷子不让我们走到一起呢？我会照顾好你的女儿的。”老人说：“你的负担很重，你现在也才180块钱的工资，你家离街上又远，有点小菜也无法卖。”我跟老人家解释说，现在我们在城边这些乡镇工作的人，许多都买房在安龙城里，每天骑车去乡下上班。我与你女儿结婚后，也会尽量想办法过这样的生活。可无论我怎么说，老人家就是不相信。腊月廿八晚上，我又到她家，得到的仍是相同的结果。回家过完春节后，我又于正月初二过去，女孩说：“你哪时把银行的那8000块钱还了就哪时提这个问题，还有，你家离街上远了，我老爹老妈是不会同意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我非常生气地甩了一句：“老子看你今后会有本事嫁到贵阳那些大的城市去？”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固执地认为，我提亲失败是因为我太穷，既然嫌我的工资太低，你一个初中生都能够到广东打工，我就不信我一个大专生挣不了钱？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向校长道别后，打起行囊于正月十三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前往深圳寻梦。

　　到深圳后，我才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在深圳蜗居了半个月，转眼到了公历的3月，高不成低不就的我又回到了那熟悉的校园，过着我那每个月只有180元补助费的生活。

　　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的种种，打心底里还得感谢人生能有这样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