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养生”的养生

吴厚炎

  如今能吃饱饭了，养生也就跟着来。为将命“养”得长长的，商家的宣传，医生的建议以及个人的选择，会有种种的方式，土的或洋的。下面要说的两个人，似乎没有专门去“养”，也能长寿，是什么道理呢？

　　在当年兴义师范的食堂，可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坯敦实的人。尤其是鼻子，宽大挺直，旁边的痣常因满面笑容而显眼。碰上严肃或有趣的事，会曲臂伸手加强语气。找到那鼻子和菜瓢就能找到他。打菜时，他的瓢将该有的份量送进碗里后，又会在菜盆里拔弄几下，舀起半瓢斜起，轻轻抖动，将余下的补进碗里。每做这种手续时，往往还会说“这红油豆腐嫩，入盐，香”之类。这是集体伙食，慷慨或小气都不妥，只有热情。就像他的脸膛，红润润的，不全因为掌瓢，是在与师生交往中保养出来的。正如他姓张，名焕升，精神倒时时焕发，“升”，也只是由炊事员变事务长，不算一级长官。

　　有时单凭热情也不行，那时伙房工人只七八个，学生有七百多，炊事员小杨有身孕，厨房工作繁重，自不能请假休息，准备也就不足。那天，小杨突然发作，她爱人又不在身边，找人找车都来不及。张焕升知道后，立马抱起小杨，从后门小路直奔县医院门诊部，而小女孩几乎就要生在路上，幸好及时。这当中，除了热心助人外，机敏、果敢、力气，缺一不可。如今，小杨这女儿已五十，当奶奶了。

　　那时下乡劳动已是家常便饭。我，光伦和他被安排在贞丰龙场的头猫公社参加插秧。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那天，因有事找社长商量，爬上半坡，还须走一截山路。我们边走边说笑。忽然，路边一蓝色的东西一窜，就进了旁边一大石板底下，因好奇，我站住了。张焕升问：“哪样？”“像是蛇，蓝色的”。“安？蓝色？”我点点头。他说：“慢着！蓝蛇是棵好药”。手指在半空，样子很严肃。接着从缀有红五星的帆布包，掏出一小瓶酒精。我想，这瓶太小，能装下么。不过，当时也觉得那东西只有三、四寸长。“看看还在不在？”。我最年轻，就说：“等我看看”。爬在地上往石缝一瞧，“还在！”“还在？”“嗯，咦？好像有脚呢。”我站了起来。“有脚，有腿就不是。你看清楚了？”他说时，手指停在胸前，眼睛瞪着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说。他手上的酒精瓶斜起，脑袋也耷拉着。当我看到有脚时，就知道不是他说的蓝蛇。蛇有脚，应该是四脚蛇之类，也就是蜥蜴。但从未见过蓝色的。

　　往前走，路坎脚就是社长家，一个背风的湾子里。社长和他儿媳在门口迎着我们。光伦同社长交谈时，我发现正门十来米处有条小河，米汤色的水静静地淌着，几蓬黄绿的荆竹斜向水面，看样子有鱼。忽听张焕升说：“你生喉耳包？”他指着那儿媳的脸。那媳妇十七、八岁的样子，圆盘脸红红的。左脸似乎胖出几分。没错，是腮腺炎，我想。这时，张焕升已步下石坎，在左边潮湿屋基石缝处找着什么。他伸手时，我知道，那是绿面红底毛茸茸的虎耳草。他用碗擂粹后摊在左手掌，叫那媳妇站在面前，用粗大的右手轻拍她的左脸颊，有动作无声音，媳妇就呆立着似笑非笑看着他。他则一改平时的嘻笑，样子很严肃。我和光伦便笑了起来。他其实并非想占便宜，是在试探着病灶的位置。他儿子张国健的年龄与她差不多，可看作是父亲给女儿治病吧。位置找准后，他随即将药敷在她脸上。又用大手掌去拍。谁知掉下一小块，他看看地下，又连忙用手指在脸上将药团拢，手掌去压，又拍……我简直不敢笑了，就指着门外的小河说，那河里应该有鲫壳鱼吧。“有嘛”，社长说。“不搞来吃？”“吃过，腥臭”。“你们咋个搞法？他儿媳说：“放在甑脚煮，捞起来蘸辣子水。”我就说：“那咋不腥臭？应该用油炸，煮汤或者烩来都可以。”社长说：“用油炸，当然，狗屎坨坨炸来都好吃。”

  由“吃”，我想到一桩事。就在之前，我们去长沙一师参观。那天回来的路上，有人说，回驻地太远了，就在附近找一家馆子。于是就进了附近的饭店。张焕升是大厨，就让他点菜，结果，端上来五、六样猪下杂。我看菜牌写有“叉烧”，就说点一盘来尝尝新。这种粤菜，大城市都有。张焕升听后说“叉烧叉烧，就是脆哨，没有搞头。”我说叉烧同脆哨不一样。他说“一样，叉烧叉烧，念呀念的不就是脆哨？是人家湖南人的口音。”那时的兴义还没有厨师培训一说。要求很少出过远门的人，分清并非家常菜谱是不现实的，也就没有争论。

　　张焕升三字，是写本文时才用上，五十多年来，我叫他小张，虽我小他七岁，但他说“这很新切、舒服。”这小张今年83岁了，依然健康、开朗、热情，富于想象、乐于助人。

  张焕升同为兴义师范元老级的人物，还有一位老赵。从入校到退休一直悠闲于校园，已近60年。他个子也不高，但头圆、额突、顶亮，就是会写文章的模样。除先天的恩赐，得益于大脑的运思。虽然仅初师学历，弄新闻已数十年。退休后还当《世界经济时报》的特约记者，要算当今新闻博士的祖师爷了。常带微笑，不曾大喜大怒，即便也会有皱纹，那是待人谦和留下的迹印。这迹印表现为与人说话时，往往俯身贴近，有时还嘤嘤如蜜语，这就让人误会，其实是性格和声带所致，并无它意。他自然不以为意。因而行进时，两臂如常态垂下，指尖略翘如兰花，踱着方步，不紧不慢，这并非健美之操，是习惯。因此，年近80不见怎样苍老。若论不足，唯脸色欠红润，是常伏案写作而少户外运动所致。

　　老赵如此品性与体态，并非后天所培育，年轻时即如此。四十五年前去望谟搞革命，名分是兴义地区革委员工作队。他因搞新闻，懂得大众化的必要，对农民宣讲革命时，往往别出心裁。比如讲阶级斗争复杂。“复杂”一语宽泛抽象，他就会说：“阶级斗争是‘弯’的”，农民就会想到绕来绕去的山路，田头拐来拐去的小河，火钩秤钩鱼钩等等。说到要“挽救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时，“挽救”也文皱皱。他就说：我们要把他从悬崖上拖下来。望谟多山，就好懂。这些算是因地制宜的教材，不知当时推广没有。由于宣讲时，他总是浅浅地笑着动嘴，因为很投入，声音也细细地游出来，讲着讲着似乎就听不见了，但嘴还在动，突然噪音又会高起来，之后，又语重心长慢慢低下去……就就给人有种神秘的感觉，加上水平和身份，乡里人就称他为“赵地革委”。他并不因此趾高气扬，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

　　安分守纪的人，总想平静过日子，如日历平顺翻过一页。但有人偏将那页撕下来，揉成团，掷给你，让你看那皱褶。老赵碰上这种日子。

　　工作队即将撤回兴义前，一天，他被顶头上司老李留下来，并说：“小赵哇，赶场天去买些菜种来。”“买菜种干什么？”“栽呀，本地人不爱种，自己不种吃什么？”“不是要回兴义吗？”“不，留守。”“我？”“嗯”老赵便诉起苦来。老李站起来，那中山服一甩一甩地，说：“昨天公社走失了四条狗，我要去处理。你考虑考虑吧。”之后，有些公社的电话能听到老李的声音：“喂，我们有四条狗跑了，你们看见了吗？”对方问是什么花色，公的或是母的，有没有名字时，他已将电话挂断，跑到门口，大笑起来。原来，所谓“留守”，纯属子虚乌有，而“四条狗”指的是戴眼镜的工作队员。队员中确有绰号叫吴老狗的。老李于是心血来潮，糊弄老实人。

　　老赵被人算计，是碰上狡猾的人。但有一回不是，是老天。回兴义后，有一次从偏头山农场劳动回来，大家到火电厂下面的河沟洗澡。当时水清亮，没被污染。谁知刚下水，泼瓢大雨随雷声劈头盖面而来。我们蹲在水中不敢动，足足好几分钟。雨一停，我忙上岸穿衣，一看天，正有大团乌云过来，便说“快走！”老赵上岸后，脸苍白而唇黑，身子也象在抖。他脱下白色短裤拧干后未穿，拿在手上说：“就这样走？”显然被炸雷吓懵了。因此，像他这样胆小本分的人，不能经商，也不适合当官。

  张焕升与老赵的故事讲完了，不知是否同“养生”有关。即便无关，大约也可养养“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