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与上海人

吴厚炎

  1970年初，我们被集中在兴义一中某教室搞运动。由汽车司机和农机厂师傅具体领导，叫“工宣队”。可能效益不好，又派来士兵，叫“军宣队”。开场时，这军人中的一位，不知从哪里寻来方凳的一条腿，上台即敲打桌面宣传动员，刚挥击几下，那木腿竟然脆生生地断为两截。“哇，厉害。”上海普通话从身后传来，一看，并不丰腴却很紧凑的脸对着我。常见的学生发型，黝黑。眉秀眼大，抿嘴微笑。他叫葛文中，刚从上海体院分来，所以胆大。之前在湾塘河边，我瞥见过他的侧影，之所以引我注意，是那异地腔调和大都市特有的身姿作派。我母亲是杭州人，他就算半个老乡。

  提起那天“军宣队”的搞法，我说，有点像哲学上讲的：“一分为二”，现在很通行。他似乎不同意，说：“你看，凌空劈 ‘线’、击‘点’震‘面’，一气呵成，是不是有点像……”他比划着，仿佛重新演示什么武术。我说，算了，人家是在搞“宣传”，还没有开始“擒拿”呢。他咕咕一笑。

  转眼到了1971年，我们被迫来到丰都一个叫“筲箕凼”的地方办学。仍叫兴义师范，也就是一处窝凼，两排平房，三百学生，加个食堂。在“筲箕”边沿，有个三合土的简易篮球场。这对于来自上海体院专攻篮球的葛文中来说，有点不安逸。我于是安慰他：篮球在兴义其实是很普及的，我曾编了个兴义有“三怪”，其中就有“老奶老太看球赛”，这话在文革初期还被批判。他歪着头，大而明亮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操着上海普通话：“会是这样的么？”

  “筲箕”装不下足球，玩小小的乒乓也缺乏设备，这就剩下羽毛球了。小葛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他发球刁钻，接球灵捷，扣杀凶悍。长吊高抛，近网抹挑，步子轻盈，进退自如。所以徒弟总打不赢师傅。想必他玩篮球也是这样吧。

  一年后，我们被请回湖南街原校址。不久，学校组织部分教师赴长沙一师参观。兴义没有铁路，安顺上的火车。刚上车，忽听背后有人大声争吵，转过身看，两个穿军大衣的青年正拉扯推搡葛文中。小葛边理论边挣脱其中一人的手，顺势脱下呢大衣甩给我，就要冲上去。怒目嗔视的大眼下，蛋形脸一片灰白。嘴里嘀咕的不知是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当然，架没打成，众人拉开了。

  原来，那两人是从西双版纳回北京的知青，小葛进车厢时，被其中一位翘起的脚绊住，还慢条斯理看了看小葛，以致冲突。他们从首都被弄到南疆僻远之地，恐怕早憋了一肚子“火”，随时想“发”呢。回兴义的一天，光伦对我说，小葛教了他“三招”防身之术，接着就舞弄起来，掌、拳、肘、腿、腰都用上了，有点像中国功夫。但那次在火车上，看小葛的架势，不准备用中国功夫，那国粹名堂多，车厢里不便施展，但过道虽窄却方便进退，因此，恐怕要用“瓦尔特”式的西洋拳。因在“筲箕凼”时他就给我们讲过拳击，特别强调出拳收拳均要“快”才行。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开始招收研究生。一天早晨，在公用的大厕所，见小葛蹲在坑位上，手持一本小册子，嘴上念着日语字母，我也顺势念了几个字母。他几乎站了起来，又蹲下，说：“你学过日语？”我说，没有，恐怕因为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对日语语音敏感吧。“你准备考研究生？”他提裤子，点点头。“哪个学校？”“上海体院。母校。”

  1979年，我同光伦去南京出差，路过上海，让已读研究生的小葛于火车站接我们。出站口有三个，我发现小葛正居中搜寻，便远远地喊了声“葛文中”。他惊奇地愣了一下，约三秒钟之后才回过神来。原来他听惯了贵州方言，我们出门后无形中自觉用了普通话，他便觉得陌生，但似乎又熟悉，以致迟疑。看来普通话不能乱推广。之后，自然是去他家吃晚饭。听人讲，上海人很节俭，若干碟子摆上桌，一个鸡腿占一碟，一块霉豆腐占一碟，廿多颗花生米又是一碟。但我们没有机会碰上，是三个大碗，很快，一扫而光。小葛就同正在收拾落地窗的嫂子说了几句，很快，一深桶铝锅端上桌：猪蹄炖花生米。这是他嫂子准备发奶用的？这就动嘴，不能问。我于是想起他爱人生小蓓蓓时，我钓了些鲫鱼送去。之后不久，小葛特地爬上五楼对我说：“你吃过熏鱼没有？”我摇摇头。“很好吃的呢。但是，你只能吃一条。”到他家，揭开锅，四条油黄透黑的鲫鱼睡在锅底，每条二两左右。他也懂烹调？

   我们小地方的人，地方再小，一般不会奢望成为大上海的居民，但去那里弄点商品，却是普通心理。第二天，他带我们去了南京路、淮海路。至于钱，昨晚小葛说由他保管。公交车，人挤人；马路上，脚跟脚。商场里，人头攒动，声浪簇拥。若在高处拍照，只见黑发白发黄发花发，一团团在无形的水流中游弋，并随口音高低来回起伏。

  终于可以买到东西了。先是上海话对上海话，似乎不兴讨价还价；接着是上海普通话对贵州话，点头或摇头。如此轮番交替。小葛也就轮番从涤卡中山服的大荷包，顺手摸出钱来，仿佛打扑克一张张递出。难道不怕小偷？事后他说：“这算什么。有一年，朋友托我带手表来修，两条手臂共箍了七只手表。”当肉油米面以及手表须凭票供应时，那该“修”的表不是“欧米茄”“西铁成”之类，起码也是“上海”牌吧。我说，就不怕有人卸臂膀？他笑而不答，眼里透出几分狡黠。

  临走的前一天，他请我们去餐馆吃饭。门面并不显眼，但在楼上，雅座，阳光临窗，桌子上七八样菜品也就格外鲜亮。小葛指着一盘雪白滑糯的小虾仁说：“这虾仁是店里的名菜，我长这么大，也就只吃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食指与头颈同步点着，笑容也就在眉宇间荡开。在这喧闹却并不繁华的街市之中，几个外乡人因本地朋友而在这里品味的，不仅仅是佳肴。这让我想起远离闹市的小葛的家，坐落在街灯昏黄的里弄，马路高低不平，店铺商品不丰，似乎不曾有过躁动与浮华，夸饰与非分。那么，剩下的，应是“本真”了，犹如去掉外壳的虾仁，白里透亮。我们这上海朋友的品性，大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滋养出来的吧。

  在离沪返黔的火车站月台上，小葛送我、光伦、中民每人一盒刚入市的“膨化蛋糕”，看他意思，莫非是说：相交十年，友情仍新？

  没有想到的是，他研究生毕业后，居然又被分回兴义，这显然有违他的初衷，虽然他说过：兴义唯有气候好，故土毕竟难离呢。黔西南始终没有留住小葛，他于1986年回到上海－长江口的“崇明岛”，黄浦江的东北面。这样不知他算不算浦东人。因为浦东曾被他们的上海老乡称为“乡巴佬”。小葛不算“乡巴佬”，然而在贵州工作多年，已不被老乡看着上海人了。还能在“崇明岛”立足，算是对他这种“贵州人”的恩赐，虽然有被视为“乡巴佬”之嫌。而他奉献了青春的兴义师范改为专科学校后，那洋洋35万字的“校史”，仅在其“名录”留下“葛文中”三个字，以及在“体育系”一栏说他是“负责人”之一。在校工作十五年，仅留下廿多字的记载。

  前两年他退休后，曾携夫人来兴义。想必他对学校于他的冷暖并不知情，即便知晓，大约也不会影响他与同事间的友情，以及对留在这里的青春时光的眷顾。旧地重游的回味，当是温馨而绵长的，却是以上海同贵州的巨大反差，和老乡的白眼为代价的，因而总免不了五味杂陈。其实，这就是人生。人生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们都有过，何止是葛文中呢？只不过味道不尽相同，各有特色罢了。所以，我们有八大菜系，以及散落民间无法入“系”的野味，否则，何以称“舌尖上的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