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与上海人》读后

王仕学

  吴厚炎先生的作品《贵州人与上海人》读后，感想很多。平常大家在一起讨论，语言怎样简洁传神，文章怎样起伏跌宕，怎样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抽象，不可琢磨。而这篇作品恰好就是解决好这些难题的典范，值得好好品味。

  全文通过作者与兴义师专一个普通体育教师、上海人葛文中相识、相知的生活片段展开，时间跨度近五十年，空间跨度数千公里，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沧桑及人生的酸甜苦辣。不到3000字的短文，夹叙夹议，葛文中的外貌、气质、语言、品性、学识跃然纸上。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1970年初，我们被集中在兴义一中某教室搞运动。由汽车司机和农机厂师傅具体领导，叫“工宣队”。可能效益不好，又派来士兵，叫“军宣队”。开场时，这军人中的一位，不知从哪里寻来方凳的一条腿，上台即敲打桌面宣传动员，刚挥击几下，那木腿竟然脆生生地断为两截。“哇，厉害。”上海普通话从身后传来，一看，并不丰腴却很紧凑的脸对着我。常见的学生发型，黝黑。眉秀眼大，抿嘴微笑。他叫葛文中，刚从上海体院分来，所以胆大。之前在湾塘河边，我瞥见过他的侧影，之所以引我注意，是那异地腔调和大都市特有的身姿作派。

  点出“文革”那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军宣队”的人在台上讲些什么，怎样声色俱厉，没有写，吴先生抓住用方凳木腿击桌面而断这一细节，读者便可想象那种粗野，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势。众人屏声敛气，一色的严肃，唯独这“学生娃”敢发声赞叹，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面，又有大都市的人对小地方“运动”的调侃。后来作者与葛文中闲聊，一个从哲学的角度，一个从武术的角度。两人对“运动”均有不屑的成分，故相识。最后写道“算了，人家是在搞“宣传”，还没有开始‘擒拿’呢。他咕咕一笑。”这“咕咕一笑”与前面的“抿嘴微笑”相照应。

  1971年，学校被别的单位占用，迁到丰都筲箕凼，“一处窝凼，两排平房，三百学生，加个食堂”，这里没有抒情，没有议论，其中的无奈与凄凉充溢在字里行间。葛文中从上海而兴义，从兴义而筲箕凼，人生直线下滑，简直到底了。当地教师都无法忍受。即使如此，葛文中还是那样天真，没有颓唐，打羽毛球教羽毛球依旧投入。文中写到：

  “筲箕”装不下足球，玩小小的乒乓也缺乏设备，这就剩下羽毛球了。小葛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他发球刁钻，接球灵捷，扣杀凶悍。长吊高抛，近网抹挑，步子轻盈，进退自如。所以徒弟总打不赢师傅。

  在火车上打架这个细节也很精彩。小葛“抿嘴一笑”的蛋形脸变成了“一片灰白”，那是年轻气盛所致。接着写那两位知青从首都到南疆的偏僻之地“恐怕早憋了一肚子‘火’，随时想‘发’呢”，其实小葛何尝不是呢？这种写法“王顾左右而言它”，是虚写，有烘云托月之功效。

  作者1979年路过上海，葛文中正在上海读研究生。作者在火车站看见他，远远地用普通话喊了声“葛文中”。他惊奇地愣了一下，约三秒钟之后才回过神来。原来他听惯了贵州方言，我们无形中自觉用了普通话，他便觉得陌生，但似乎又熟悉，以致迟疑。毕竟在兴义工作了10年，结婚生子，葛文中已融入兴义了，因此兴义人在上海讲普通话，他不习惯。这不过是“融入”的开始。

  之后，自然是去他家吃晚饭。听人讲，上海人很节俭，若干碟子摆上桌，一个鸡腿占一碟，一块霉豆腐占一碟，廿多颗花生米又是一碟。但我们没有机会碰上，是三个大碗，很快，一扫而光。小葛就同正在收拾落地窗的嫂子说了几句，很快，一深桶铝锅端上桌：猪蹄炖花生米。这是他嫂子准备发奶用的？这就动嘴，不能问。我于是想起他爱人生小蓓蓓时，我钓了些鲫鱼送去。之后不久，小葛特地爬上五楼对我说：“你吃过熏鱼没有？”我摇摇头。“很好吃的呢。但是，你只能吃一条。”到他家，揭开锅，四条油黄透黑的鲫鱼睡在锅底，每条二两左右。他也懂烹调？

  先对上海人节俭作了介绍，也是一个铺垫。接着写小葛三个大碗招待客人，是兴义的习惯，显得热情大方。吃熏鱼，甚至连他嫂子发奶的猪蹄花生米都拿来招待客人。再看临别时小葛请到餐馆吃虾仁：

  门面并不显眼，但在楼上，雅座，阳光临窗，桌子上七八样菜品也就格外鲜亮。小葛指着一盘雪白滑糯的小虾仁说：“这虾仁是店里的名菜，我长这么大，也就只吃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食指与头颈同步点着，笑容也就在眉宇间荡开。在这喧闹却并不繁华的街市之中，几个外乡人因本地朋友而在这里品味的，不仅仅是佳肴。这让我想起远离闹市的小葛的家，坐落在街灯昏黄的里弄，马路高低不平，店铺商品不丰，似乎不曾有过躁动与浮华，夸饰与非分。那么，剩下的，应是“本真”了，犹如去掉外壳的虾仁，白里透亮。我们这上海朋友的品性，大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滋养出来的吧。

  这些记叙，这些议论，朴实、诚恳、得体。用去掉外壳白里透亮的虾仁来比喻小葛的品性，那是神来之笔。

  葛文中研究生毕业后，居然又被分回兴义。1986年回到上海－长江口的“崇明岛”，黄浦江的东北面。浦东曾被他们的上海老乡称为“乡巴佬”。葛文中是地道的上海人，然而在贵州工作多年，已不被老乡看着上海人了。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葛文中奉献了青春的兴义师范改为专科学校后，那洋洋35万字的“校史”，仅在其“名录”留下“葛文中”三个字，以及在“体育系”一栏说他是“负责人”之一。在校工作十五年，仅留下廿多字的记载。葛文中在兴义，别人没有将他当成贵州人，当成兴义人，而回上海，那里的人又不认为他是上海人。连校史寥寥几笔，是葛文中个人的悲哀，还是修“校史”者的悲哀，还是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悲哀，谁也无法说清楚。

  然而葛文中毕竟是葛文中，他对兴义保持着自己的诚恳，对同事依旧那样热情。他退休后，携夫人来兴义。作者写道：

  “想必他对学校于他的冷暖并不知情，即便知晓，大约也不会影响他与同事间的友情，以及对留在这里的青春时光的眷顾。旧地重游的回味，当是温馨而绵长的，却是以上海同贵州的巨大反差，和老乡的白眼为代价的，因而总免不了五味杂陈。其实，这就是人生。人生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们都有过，何止是葛文中呢？只不过味道不尽相同，各有特色罢了。所以，我们有八大菜系，以及散落民间无法入“系”的野味，否则，何以称“舌尖上的中国”呢？”

  读到这些沉重的文字，也就是文中所说的“五味杂陈”。这种语言简洁凝练，平淡朴素，描写传神，且回味无穷。文中虚实相间，伏笔不断，看似随意，实则匠心独具，吴先生真是写散文的老手。而我们写文章往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哪里天黑就在哪里歇脚，不谋篇布局。形容词成语多，叹号问号林立，看似情感澎湃，实则手法单一，内涵单薄。因此，吴先生这篇佳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