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滇旅行团”行军中

“湘黔滇旅行团”带队教授和老师

“湘黔滇旅行团”最后一次点名

西南联大为到达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举行慰劳仪式

1937年下半年，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在千年文明、六朝古都南京城恣肆践踏时，从平津迁至长沙驻足不到半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建的临时联合大学（以下简称“临大”），诚如联大校歌所吟“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再次面临艰难迁校。1938年1月22日，临大发布《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的布告》决定迁校昆明。其中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以下简称“旅行团”），徒步从湘西横跨贵州入滇。

“旅行团”由此过境黔西南。

“旅行团”由300余名师生组成，包含黄师岳中将任团长、黄钰生任教导员的陆路队伍及海路转移成员。该团实行军事化管理，陆路队伍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行程约3500里，历时68天。

原定1938年2月19日出发，因天气延期至20日，师生统一配备油纸伞、草绿色制服等装备。行军初期，滞留湖南沅陵十余天，后期借助卡车完成湘西路段。途中开展地质考察、民歌采集及社会调查，闻一多等教师全程步行并参与民俗记录。4月28日抵达昆明时，长沙临大已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徙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火种，被视为抗战时期高校西迁的象征性事件。

从湖南长沙转往云南昆明，临大主要分两路人马。一路走海路，由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渡海到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到昆明，每人发20元钱，年龄大、体力差的师生走这条路，女学生也一律走这条路；另一路走陆路，经体检身体合格，体力较好师生，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另有坐汽车经湘桂公路从广西到云南者。步行的这支队伍，全名“湘黔滇旅行团”，当时不少师生建议改为步行团，但学校认为旅行团较符合实情。国民政府指派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教导员则由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担任。

“旅行团”在行进中，一直打着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旗号。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4月28日，到达阳光明媚的云南，在最后旅程，“旅行团”接到学校最新消息，“临大”已经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一

为什么要组建“旅行团”步行入滇？诚如闻一多先生致家人的信中所言：“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省钱。”“可得经验”，即是实施“抗战教育”的战时教育方针，让学生们走出校门、接触了解社会，以习民风、考风土、采标本、强体格，“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可省钱”者，是因战时从长沙到昆明的交通，一条是借道香港、越南的水陆交通，一条是湘桂公路，仍需借道越南入滇。两条交通费用均高，尤其是前者。

据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临大”名录，全校学生为1716人，除去申请参加军事工作或奔赴前线的学生外，另加上教师、家属、后勤等人员，仍有2000左右人员需搬迁到昆明；同时，还有大量的教学器材和物资需要运送。在迁校工作中，“临大”面临的第一困难就是经费，既要有所保障，又要尽量节约。因此“临大”一方面争取当局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商请湘、黔、滇三省给予安全保障，决定双管齐下，既搭乘舟车，又步行前往。在《迁校布告》《迁校步行计划布告》中明确迁移时“予川资津贴二十元”，对步行的学生“仍予川资津贴二十元”，且“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用由学校担任”。但即使是走路，费用较便宜的湘桂公路，最少也需要55元。受战争的影响，很多师生经济紧缺，无法补齐35元的路费差额，因此选择了步行。如机械系一年级学生李象森虽体检未合格，但仍因“身无分文”申请步行，最终获批参加“旅行团”。当然，也有兼以借机锻炼自我、考察民情的因素参与的，如土木系二年级学生李鄂鼎、电机系三年级学生恽肇强等。对于生活极贫、身体又确不适于长途跋涉者，以及贫困女学生，学校发起捐助，如叶公超等45名教授，将学校发给的津贴65元，全数用于补助寒贫学生。这既体现了“临大”的友爱精神，也切实帮助了迁校工作。

“旅行团”发起后，如何走？就涉及具体的组织和实施。“旅行团”最终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负责，成员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等教授及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王钟山、李嘉言、许维遹等助教、教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派驻湘中将黄师岳担任团长，3名军训教官分别担任参谋和大队长，对“旅行团”采取军事化管理，分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师生统一身着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学校还征集到2辆卡车，负责运送师生行李、路途伙食用具等；同时，还派有徐行敏医生及《大公报》记者戚长成随行。

1938年2月4日，“临大”发布《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经过半个月的筹备，19日晚8时“旅行团”自长沙启程，乘船沿湘江西行，经3日到达益阳。从益阳开始步行，经过68天的夜宿晓行、风雨兼程，翻山越岭、渡江跨河，于4月28日顺利抵达昆明。行程1660余公里，号称3500华里。这68天中，除车船代步和驻扎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余公里。其中，从3月17日进入贵州，至4月16日离境，在贵州行程33天、近750公里，约占总里程的一半，是湘、黔、滇三省中历时和行程最长的省份。而黔西南州则是“旅行团”西出贵州、东入云南的交界之地。这样的长途跋涉，使“旅行团”的学子们真正从书本走进现实世界，切身体会到国家社会经济的落后、西南百姓生活的艰难，实现了“临大”以步行之举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旅行团”在行程中还留下许多重要文字、图片资料，为今天了解、研究当时西南地区社情民风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

按照《临时大学学生军由湘经黔入滇行军计划要图》计划，“旅行团”从湘西经黔东、黔西南入滇需过3省25个县（市、区）。在实际行程中，行经贵州今天的6州（市）17个县（市、区），共22处宿营地。

1938年3月17日，“旅行团”进入贵州，抵达玉屏。此后，一路向西，穿过贵州腹地镇远、施秉、黄平、炉山、福泉、贵定、龙里，于3月30日到达贵阳。休整5天后，4月4日启程，从清镇、平坝，折向西南，经安顺、镇宁、关岭、永宁、晴隆、普安、盘县，至4月18日，从盘县亦资孔，经胜境关离开贵州，到达云南富源。其中，在今黔西南州5天，经晴隆、普安2县。

1938年4月11日，“旅行团”从永宁出发抵达北盘江东岸。因连日的雨水，江流湍急，水势滔天。正如钱能欣、杨式德所见：“江面宽不过四十米，水色赭黄，中流湍急”“水声很大，水面上急速的剧烈的翻着各种水纹，可以看见极多的漩涡”。

江上原本有一座铁索桥，因历经明清两代屡次维修，已不适于当时运输，因此急需扩建新桥。糟糕的是，1938年3月21日，新桥钢索在即将建成时，却发生了事故。当日上午，40名工人正在桥上作业，西岸桥台下的铁链接口处突然全部断裂，桥身整体坠落，垂悬于东岸桥台，致13人死亡，27人受伤。此时的“旅行团”立于盘江渡口，看着中断的盘江桥，只能望江兴叹。

要过江，唯有雇船摆渡。团部雇了4条船，特请当地彝族老船工驾驶。渡船长六七米，宽仅2尺，深约1尺，有点像端午节的龙舟。每条船只能载6人，船工持长篙，首尾各一人。师生们上船后，船工反复叮嘱：尽量下蹲，两手抓紧船弦，不能晃动，若是害怕就闭上眼睛。交待清楚后即以篙撑船，逆水行至上游10余米左右，再以篙抵江岸借力将小船拨转江水中心，小船立随江心急流猛冲直下，“其急如箭”，此时船工用最大的力气和最快的速度将船划向对岸。因水流太急，小船早已被冲离码头10余米远，这时船工又得逆水撑船折回码头，在逆水、顺流、转回之间，小船渡过北盘江正好行成一个“Z”字。虽然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但船上的人早已目眩神迷，不知所措，岸上的人看得惊心动魄，惊叫不绝。正如余道南在日记中感叹的那样，“这大概要算此次旅行中最惊险的一幕吧！”所幸，此渡“旅行团”全体成员安然无恙。

到达北盘江西岸后，按计划当晚赶到安南县（今晴隆县）哈马庄宿营。不料哈马庄只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无法容纳全团人员住宿，只好临时改变计划，继续行进到安南县城宿营。这座又名莲城的县城，因环城的九山八凹状似莲花而得名，只是当时的莲城条件相当有限。由于运载行旅、炊具的车辆因桥断滞留在了北盘江东岸，许多同学一时找不到食宿处所，徘徊街头忍受饥饿和疲惫；幸运的能见到一碗糖水泡炒米花，或是一个小面馆，便如获至宝。这一夜，大家只好带着疲劳、饥渴草草宿营；辅导团的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三位教授，陪着无处住宿的学生，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

这一夜，还发生了“旅行团”史上唯一一次“对抗”——“安南事件”。由于临时改变宿营地点，加之运送行李、炊具的车辆滞后，早入县城的同学能找到一所住处，或得到一份吃食，而那些晚到的学生则无食无住。疲惫与饥渴让年轻的学子们，开始抱怨两位“黄团长”——黄师岳和黄钰生。黄钰生的侄子黄辉则不允许同学们批评其伯父，甚至动手揍了一个北大学生。于是引发众怒，学生们拒绝前行，要校委给予说法。最终在闻一多等三位教授通宵达旦的陪同下，以及校方以黄辉离开“旅行团”的决定平息了事件。

第二天中午，行李、炊具车辆才到达安南县城，同学们得以饱餐一顿。饭后，有的还铺好行李饱睡一觉。因为旅途劳顿，团部决定在晴隆多休息一日，大家的士气又高涨起来。闻一多先生继续以其独特的方式，速写下县城玉皇阁的面貌。68天的旅程，闻一多先生用铅笔素描下50余幅画作，取材别致，笔力苍劲，后来在蒙自进行展示，令师生们大为震动。途中，闻一多先生还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民族语言等。如刘兆吉一路采辑了2000多首民谣，编成《西南采风录》出版，闻一多先生为其作序。值得一提的是，“旅行团”在黔、滇所走的路线，有的地段正是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路线，刘兆吉采集的不少歌谣，都是当地群众抒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之情的，但在出版时被国民政府当局审查时删掉了。不过，有一首却成为“漏网之鱼”被保留下来——“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百姓。大麦只怕天气旱，庄主只怕老红军。”闻一多先生看了这首歌谣，感慨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爱戴，由此可知。”

4月13日，因为台儿庄大捷，又接到收复济南的消息，团部与安南县政府相约当晚举行祝捷大会。这晚，小雨淅沥，夜色迷蒙。“旅行团”成员与安南学生、官员、民众代表等七八百人，聚集在莲花池广场，有的撑着伞，有的冒雨而蹲，排列有序，静听团长黄师岳、县长钱文慰、民众代表、学生代表依次讲话发言。之后，进行火炬游行。“旅行团”成员与大家一起踏着泥泞的道路，从城内走到城外，高呼胜利口号，高唱救亡歌曲，那种殷忧国运的热情，让“旅行团”学子们精神十足，兴奋异常，以致许多人回到住处“久久不能成寐”。

4月14日，“旅行团”离开莲城继续西行，沿二十四道拐公路蜿蜒而下。当年“临大”的师生们怎么也想不到，这段4公里长的弯道，在全国抗战期间，为抗日前线输送过45万吨以上的物资，并在70余年后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彼时，师生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段“之”字公路的奇险。余道南在日记中写道：“汽车自此须来回盘绕。转急弯达二十四次。稍有不慎就将葬身深谷。”当时正好有几辆汽车驶过，而速度跟师生们步行基本相当。

当晚7点，“旅行团”行程53公里，到达普安县城，成为旅行中路程最长的一天。住宿在县城盘水中心小学。次日在普安休整，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许多同学在城西小河洗衣、晒太阳。走在普安的街道上，虽然有些冷清，但比较整洁。特别是街道尽头的水田青稻，两旁古树成荫，流水涓涓，微风吹送着稻苗清香，令同学们感到别有雅致。黄师岳团长还兴致勃勃地在县城留影纪念。县城的女子小学给杨式德印象深刻——“学生服装都很整洁”。根据当年就读于盘水中心小学的卢昌隆《西南联大过普安》一文回忆，“旅行团”与中心小学师生还举行了联欢，氛围极好。

三

4月16日，“旅行团”从普安启程前往盘县，宿营于盘县省立师范学校。该校是20世纪30年代贵州省开办的4所省立师范学校之一，校址在盘县凤山书院。第二天，“旅行团”在盘县休整，同学们在此看到了4月14日的《云南日报》，了解到长沙岳麓山遭日机轰炸，湖南大学部分校舍被毁。看到这个消息，师生们一定各有所思所虑，但那种“卧薪尝胆”、不远千里跋涉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会浮过脑际吧？

4月18日下午，“旅行团”到达亦资孔，已是滇黔两省的分界处。原计划在此宿营，但受条件所限，团部决定继续向西，前往云南第一站平彝县（今富源县）。至此，“旅行团”离开贵州，踏上红土地，经白水、曲靖、马龙、易隆、场林、板桥，于4月28日胜利到达昆明。蒋梦麟校长代表西南联大校常委会带队到城外迎接全团，并为“旅行团”举办了欢迎和慰劳会。黄师岳团长一一点名后，将全体成员名单移交给蒋梦麟校长，“旅行团”的任务胜利完成。

87年的岁月流逝，未蚀尽那战火中的青春。相反，1938年湘、黔、滇路途中的群星——任继愈、马学良、屠守锷、唐敖庆、陈力为、黄云培、穆旦等人……更加璀璨夺目。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徐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