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岁高龄的卢惠龙老师近影 （图片由卢惠龙提供）
作者的长篇报告文学《鲁布革启示录》和中短篇小说集《不设防的爱》 （资料图片）
每每读到杨万里的“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会想起安龙。
安龙的夏天，是宜人的、诱人的。
东郊那“陂塘海子”，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驻安笼（今安龙）游击招国遴，捐俸率先修了一段石堤，后被称之为招堤。海子里种了荷花，海子的绿和荷花的红，酿成了自然绝妙的胜景。
一到这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了，《红楼梦》开篇，不就云蒸霞蔚、山空水灵？当然，神形不会雷同。安龙这里的山，独立又连缀，一座座圆形，石与草层次分明。石的圆压着草的圆，层层相盖。随着人的远去，圆的轮廓模糊起来。山呈了圆锥形，金字塔一般，只是少了狮身人面和卢克索文化瑰宝。不过，阵阵袭来的荷香，那三千年前的法老又何曾体味得上？这山景有招堤相辉映、相陪衬，让人终觉天连水茫，山接天帷，迷迷薰薰，一幅青色与乳雾相渗透的卷轴山水画。
四十多年前，我就有心邀约黔西南的文人们，来此一聚，姑且称为“笔会”吧。所谓笔会，就是文学艺术爱好者，在约定的时间和场合同时进行创作、交流的活动。言外之意就是笔墨聚会的意思。
设想一下，盘江八属的同好，聚集在一起，在风景如画之地，各自创作，相互交流，畅聊所爱，讨论所困，没有隔阂，没有猜疑，没有嫉妒，没有文人相轻，没有欲望膨胀。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相互切磋；有什么难题，一起探讨。谁写了篇佳作，大家一起高兴。一人的喜，一人的忧，都有公共性质。这是何其美哉？岂非人生快事？往大里说，也有利于黔西南文艺的繁荣发展。据我所知，自1965年起，兴义地区重建（之前曾因短暂并入安顺地区）以来，尚属首次，也有开先河之意。
但是，我似乎没有这种资格，举办笔会属于文联的职责范畴。
这里要补上一段旧话。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义地区没有文联，我曾在八十年代初，多次以省文联委员的身份，向地委呼吁成立地区文联。那时正处于机构调整，编制紧缩，呼吁自然也没有被接纳。
1983年一个秋天的黄昏，新落成的州政府大楼前，堆放着一些基建剩余的原木，我与宣传部的赵范奇饭后散步，坐在原木上聊天。这时，州委领导仪邦钦也散步来到旁边，和我们并排而坐。
我在仪邦钦领导下工作了十多年，楼上楼下邻居也有十年，彼此熟悉，信任，说话少有顾忌。闲谈中，我又提到黔西南州应该成立文联，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自治州了，文学艺术应该有个机构来规划、发展。不料，邦钦说，你要作好去文化局的准备，州文联的工作由文化局先担起来，条件成熟再说。
1984年伊始，经州人大任命，我去了文化局。除了文化局自身工作外，也承担了文联的一些事务。在文艺创作方面，先是恢复了一度停刊的《原上草》，除我与王文科而外，还请来普安的董家齐，在铁匠街老专署的招待所开了个房间，一起办刊，矻矻终日，只想把刊物办得面目一新。二是编印《黔西南州小说选》《黔西南州剧作选》两本书，内部发行。
准备在安龙办个笔会，也在我心中酝酿很久了。决心一下，我开始与州直和八县的文艺创作骨干一个个电话沟通，询问他们的身体和创作情况，询问他们有无兴趣到安龙一聚？打了两天电话，回答都很如意。望谟作家张静枫说：这当然是好事呀，老朋老友，黄豆下酒，难得，难得。老朋友也不能长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
只有州委的康后元，无法参加，这令人非常遗憾。我们请不动康后元，他官大，官越大，自主支配的时间越少。他几乎称得上日理万机了，但听说他正悄悄写作长篇小说《山国烟云》，最该来笔会休整。他是黔西南文学大家，他从贵阳农校毕业以后，没有钟情于米丘林、李森科，他心里装的依然是艺术女神缪斯。1964年，因一篇《走大寨之路》的作品，他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他曾经在1965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芽知春》。文笔一贯淋漓酣畅，文采逼人。后元天性乐观，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笔会若有他就热闹了。
我还请了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龙国义，请他来指导创作，来给黔西南的作者们，说说出书的要求和路径，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他说他手头正在看我的小说集《不设防的爱》清样。我说不妨带来安龙看吧。他欣然答应按时到会。我知道，他是贵阳师院中文系毕业的，家住龙洞堡，布依族，嗜酒。我打趣道，包谷酒管够。他一阵开心大笑。
而后，我就与办公室主任宋才汾、财务人员张卓美，去安龙打前站，选点、订房。
时值八月，安龙实在是大美。招堤横亘海子，连着金星山。堤上长满茸茸绿纤，行行垂柳，蓊蓊郁郁的。碧波之上，绿光之中，亭亭荷花，原是嫩白，又点染着淡红，酷似王冕所画的无骨荷花，这大概是荷叶交错掩映的缘故吧。在自然所赋予的充满韵律的空间，我想，我们的作者也一定会喜欢这样的环境。
几经比较，我们选定离招堤最近的安龙县招待所，二十间房二十天时间，食宿热水全天候供应。
跟着，州委宣传部的赵范奇来了，他写小说有十多年历史，他从小在平坝县农村长大，农村的生活总是牵动着他的心思，他的笔。他有许多来自农村生活的构思，人物也在他心中涌动，只差落笔于纸上。他那时算得上是何士光的粉丝，对何士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种包谷的老人》五体投地，极端到用毛笔把《种包谷的老人》工工整整抄在稿纸上。他常说，淋一瓢粪水，能写2000字，没有本事是不行的。后来，他的《西去无车路》在《花溪》发表以后，被《小说选刊》选中。《西去无车路》是他小说创作的一次突破和升华。成功的原因，除了他艺术上的执著外，主要还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创作中理念的东西较多，社会的、哲学的负载较重的弊病。后来，他的《大路拐弯的地方》发在南京的《雨花》上。
黔西南师专的吴厚炎老师来了，他有一个长篇散文的构思，他说可能要写上万字。他是1963年贵阳师院毕业分配到兴义的，一直当老师，我们交往密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开始在《贵州日报》《儿童文学》《花溪》《山花》《诗刊》等发表小说、诗歌，有作品选入《贵州新文学大系》。《画家》《桃林曲》《在通往水库工地的路上》《三峡吟》都是好诗。他的《长城》在《诗刊》突出位置推出，被冠了无名诗人的称谓。他散文的文笔也很好，何士光曾对我说，吴厚炎的文字，是全省一流的。现在，他想写散文了。他关门闭户，埋头写作。兴奋时，出来聊几句。笔会结束前，他两万多字的《月涌大江流》完成，这篇散文汪洋透辟，仪态万方，深意存焉，很快在《原上草》上与读者见面。
军分区的冉茂荣来了，他这辈子仿佛是为小说而生，投入、专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阅读极广，死啃中外名著。他一副笑脸，眯着细眼，脑子里转着的是他的人物、情节。他的《躲雨》我最喜欢，多次肯定、提劲。后来，冉茂荣的写作长足进步，《一墙之隔》《妈妈失踪的夜晚》《正是读书好时节》《几重天》《宗柏先生祭》……不断出炉。《广西文学》《贵州作家》上，也有新作。他的重头戏长篇小说《玫瑰与废墟》也圆满告罄。他整天在马斯洛、乔恩·卡尔森、诺亚·卢克曼、杰克·哈特、蒂贝尔吉安间悠游，仿佛这是生命价值所在。依我判断，他是黔西南读书最多的作者。
望谟的张静枫来了，静枫是德高望重的长者。1953年，他从望谟骑马到贵阳，在《贵州文艺》编辑部改小说，这在今天已难想象。1953年起，他有《麻山姑娘》等几篇小说发表于《贵州文艺》。1957年3月，在《山花》发表组诗《小店的早春》。后来在望谟县做了文化馆馆长，出版散文集《盘江三叠》。他烟瘾很大，手指熏得发黄。他的小说、散文都是贵州农村题材，爱用贵州方言，文笔很滋润，从容勾勒出一幅幅山乡的风情画、风俗画。他曾邀约我到望谟农村去玩，参加农村的祭拜，杀猪吃泡汤肉。交往中，我发现他真的对农村生活很熟，这是他写小说的根基。
王文科来了，他是文化局副局长，诗歌、小说都在行，他是布依族，兴仁民建乡人。我们同坐一部北京吉普，经过兴仁巴铃，那边就是民建乡，我打趣：民建的山，民建的河，民建出了个王文科。谁知被他伶牙俐齿、俏皮幽默地反讽得无地自容。他不时抛出一篇小说，如《我俩得相亲》，令人惊讶。后来有中短篇小说集《夏天的故事》《儿女们的事情》等问世。
毛鹰、华松林、董家齐来了。毛鹰是布依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大量诗歌问世，我们创作《查郎白妹》时曾请他加盟。华松林长期生活在晴隆，来安龙参加笔会，是因他正在创作一部反映回民起义的长篇小说，笔会可以给他提供时间、空间。董家齐在普安文化馆，贵州老作者了，1959年，参加过贵州作协组织的《挡不住的洪流》报告文学写作，在麻山地区住了很久。他来安龙参加笔会，主要任务是看稿、选稿。
安龙县的龙尚学、陈翰辉，是两个很有文史实力的人物。龙尚学，贵大中文系毕业，却好钻故纸堆，对文献史料有浓厚兴趣，文笔拘谨、求实。陈翰辉与龙尚学为好友。陈翰辉的小说我读过几篇，古色古香，人物鲜活。我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参加笔会？他们一致意见是作为不驻会成员，凡有活动，他们都来。
一人一室，我只作了十来分钟的“开场白”，就各自闭门造车。他们都各自对着自己视野里的人物、风景，铺开思量、刻画……
每天晚餐之后，我们都去招堤海子散步。
出门右拐，就可沿堤而去。海子之中，田田的荷叶长得层层拥拥的，都是碧海中不守规矩的涟漪，与夕阳相上下，现出难以觉察的和谐，鸟瞰那点点荷花，黄连白，白络红，纷纷点点地洒于绿丛。荷叶参差，小风过处，此起彼伏的。一些含苞欲放的骨朵藏在高昂的叶下，被低的托住，只有随着风的往来，才时隐时现出怜人的影儿。风，捆住了人的目光，至美的光景陶冶了人的心灵。人就这样天真无邪地跟随着风的足迹，沉醉在佳景中……
作者们一天的劳累，在海子的美景中消遁。
根据几位作者的提议，我们去十八先生墓参观。我请龙尚学、陈翰辉来做向导，并讲解南明那段历史。
龙尚学、陈翰辉带大家来到安龙城西天榜山下，这里有埋葬着南明永历小王朝十八位蒙难朝臣的古墓。
龙尚学对这段历史了若指掌，他的内弟、文化厅艺研所谢彬如先生还写过话剧《龙城惊变》，表现的正是这段历史。
龙尚学侃侃而谈：
永历八年（1654），孙可望逐渐架空永历帝，企图篡位。这年三月，以吴贞毓（东阁大学士）为首的十八位朝臣，密谋联络抗清名将李定国，欲推翻孙可望。因机密泄漏，吴贞毓等十八人，被孙可望以“盗宝矫诏”罪名下狱并处死，遗骸丛葬于北关马场，史称“十八先生之狱”。朱由榔移驻昆明后，对安龙死难诸人分别予以赠恤，并建庙勒碑，表曰“十八先生成仁处”。
墓园依山势而建，我们拾级而上。墓前是一座四米高、六米宽的大石坊，四柱三门，坊上刻有“岿然千古”，左右分刻“成仁”“取义”几个大字，系贵州省书法家补书。坊柱镌刻松、梅、竹、兰花卉浮雕。墓前大石坊之后，上刻“明十八先生之墓”七字，坊柱、坊幅上刻云龙、狮子，刻工精细，形态生动。粗粝的基石固然厚实沉稳，但表层显现了时间的风蚀。坊后即墓，以细砖块石镶砌成圆形，墓后两侧树有十八块石碑，镌刻历代凭吊诗文。墓区遍植松柏花木，庄严肃穆，异代同悲之感慨油然而生。
热爱历史、正在写回民起义的华松林问龙尚学：你怎么看南明小王朝的灭亡？
龙尚学说，南明龟缩到云贵一隅，实际就宣告了灭亡。清人也是国人，而非外族。对南明小王朝灭亡感到悲凉惋惜，是出于个人或群体的认知。重要的是，是不是所有改朝换代都有历史进步性，这需要慎重研究。
我们一行，还沿招堤往西漫步，在长堤西端的金星山上，一览半山亭、涵虚阁等建筑。
十一岁的张之洞，在半山亭所写的《半山亭记》墨迹，镌刻于石壁上。
“万山辐辏，一水环潆，雉堞云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若夫柳岸晓风，芦花残月，云腾碧嶂，日落深林者，亭之朝暮也……”一气呵成，七百九十多字，洋洋洒洒。
我们肃立亭前，一时无语，大约在思索天才、人才之别吧？
选择来安龙写作，也感受安龙厚重的历史人文。
在笔会进行过半时，出现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我们的笔会是处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时间节点上。从1970年代末，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的春天来临，全国的文学创作，似乎翻了个过。探索性、实验性作品轰轰然面世时，表现性作品、观念艺术、行为艺术，都拿出了绝活，被称为文学的爆炸。一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儿的朝地球蹦了起来，像墙壁似的堵在你面前。与全国不一样的是，贵州文学的高潮来得慢，也去得慢，这属于正常的文学现象。1980年代，是一个温暖的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年代，经历了漫长的蛰伏冬眠，倏地复苏，到处是一片春回大地的景象，到处是生的力量在暄腾。
我们的作者，都是三四十岁的人，创作上经历宏大叙事的年头太久，罩着历史的阴影，很难走到阳光下去。不期而至的宽松，它为社会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而我们有的作者，对急速的变化一时适应不了。从宏大叙事到个人表述很不习惯，写作时转不过弯来。我请赵范奇说说自身体会。他结合他的作品，说他如何改变过去创作中理念的东西较多，社会的、哲学的负载较重的弊病，这对创作不利。
会上各抒己见，很是热闹。
我从一个小学生的小作文说起。这篇作文只有几行字。题目是太阳。“太阳，请不要把我的皮肤晒黑，太阳，请你把我妈妈的白发晒黑。”我说，这位小学生的个人表达，是不是比“红旗迎风飘扬，歌声多么嘹亮”更感染人？前者是个性表达、独自情怀、心灵独白，是微观、是倾心、是脉动、是生命原版，脉接地气，个性张扬。后者呢，是集体意志、团体声音、大气磅礴、浪卷潮涌，是营造、是铺呈、是号角、是虚拟矍铄。前者是个人表达，后者是宏大叙事。选择哪种表达方式，作者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因为生命和艺术存在的方式是多样的。我们从不强调“颠覆”和“解构”，文艺创作必须做到的，便是书写的真诚和表达的真实。
我在笔会期间，主要写作中篇小说《艺术部落的后院》，在安龙拉完初稿，8万字。《山花》发了节选，两年后，由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龙国义，他来讲课。与同样嗜酒的王文科、华松林、董家齐、张静枫成了酒友。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十七八个作者，收获满满回到各自的岗位。
安龙招待所的房间里，留存了作家的思维和文字的气息，打开窄窄的木格小窗，乳汁一样流动着山中的雾气、白云和灵感。笔会期间所创作的近百万字的作品，仿佛是一座山，当平庸与浮华时代过去，我们回望，一切都巍然独立，那是一个文学的高地和料峭，一个个作者的精神和热汗！
转眼四十年了。张静枫、吴厚炎、赵范奇、王文科、龙国义、龙尚学等同好都先后作古，作别了文学艺术，他们曾经出类拔萃，曾经业绩丰硕，为黔西南作了贡献，此文也表达对他们的想念和感激。安龙笔会也成了历史，可它是有意思的一页。我们，都追求过、体验过，也就无愧了。
作者：卢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