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八岁以来的二十年间，我只亲手种下了一棵树——四季常青的冬青树。至今已亭亭如盖。身挂铁钟，挺拔在山村的小学里。

小时偏爱栽花，不喜种树。觉得花光鲜夺人，来得也快。种子撒下去，看着看着就冒出了嫩芽，长出了枝叶，抽出了花蕾，然后各色花朵趁你睡得香时悄悄打开包裹的秘密，天一亮准会给你一份惊喜。树则不然，一棵树苗种下了，今天去看，不见长高一分，明天去看，不见长粗一寸，多几次就觉得无味，没了耐性，随它去了。所以，我儿时种下的这棵冬青树实属不易。

它本来生长在山野外的岩石上，迎着风雨吸收着自由的空气和贫瘠的养分。如果不是我不容商量地把它移栽过来，现在它大抵有两种情形：一是早已熄灭成村人黑锅底下的灰烬，一是仍然自我地在山风中和野草一起共存。

那时我读三年级，村小的瓦房晴天漏风，雨天进水，像一棵棵树苗一样的我们由于从来没有感受过其它土地，觉得天下的学校一定都是这样的，也就没什么想法，每天就是简单着让自己高兴。一天上语文课，老师问：“同学们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让校园变得更加美丽？”还有什么比童心更爱美的？我们当然愿意。待到老师说每人栽一棵经年常青的树来点缀校园时，我又觉得无趣了。并站起来建议老师：“为什么不栽花呢？花多漂亮啊！像五彩的蝴蝶栖在枝头上，树却老绷着一张不变的脸皮，穿的衣服除了绿的就是黄的。”老师当时好像说了一堆栽花养眼种树成材什么的，我听得糊涂，但有一点是明白的：老师只让种树。那时老师于我是一个罩着英雄光环的巨人，所以我虽有一丝遗憾，还是按着老师的意思去做。况且我是学习委员，成绩当先，其他的也不能在后。当天一放学，我便和伙伴何二提着锄头到几里外的山野精挑细选，挖来一棵长得瘦小却精神的冬青树。

第二天同学们都带着各自的树苗来了，课余时间，在老师的率领下，我们打坑、安苗、复土、浇水，热闹中笑呵着种下了各自的心意。老师说让它们和我们一起成长。这句话倒是勾起了我之前对树从未有过的兴趣，每天打它身旁经过，都要扭头看上一眼，不隔几天便会走到它的身边，和它比上一比。如此一月，觉得自己明显往高了窜，它却没有任何长进。又像以前一样，失望着把它放在一边，只顾伺弄那隔三岔五就绽开一朵微笑的花儿。

接下来的三年是我最后完全属于村庄和花朵的三年。三年里，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穿着单薄的衣衫，尽情享受童年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三年里，我和它近在咫尺却相忘得彻底而干净。直到有一天，挂在墙上的铁钟不见了，我寻找了半天，才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三年它也没有闲着，自己顶着风雨偷偷出落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少年，碗口粗的身躯上枝繁叶茂，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钟就稳稳地挂在上面。以后，上下课的钟声一响，我就知道：那是从它身上发出来的呼唤。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从头到尾竖起耳朵，再不敢偷闲去想那花儿和蝴蝶了。有空时，就像会一个老朋友一样去看它，并和它说一些现在已经无法记起的话，作为默默接受我倾述童年的对象，它是最初知道我秘密的人，这些秘密完全属于它，该是被它藏进树皮里了吧。

村小毕业后的十年，我像一片飘离树枝的叶子，辗转于中学、高中和大学的校园，在一块块全新的土地里渴求雨露、感知冷暖。由于没有自我的天地，养花的兴致渐渐淡下来，并习惯了用眼睛去看。家里养的花少了照顾，自生自灭，大多化成了泥土。假期时返回山村，我总会去找它，它始终穿着的绿色风衣一次比一次宽大，已经可以容纳一群孩子来乘凉和嬉戏了。那口铁钟随着闹铃的响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仍然挂在它的身上，好玩的孩童用棍棒敲击，声音有些苍老，回响却持久而沉稳。每次相见，我们都面对面地站着，不说话。有时我会走上前，抱一抱它日渐壮实的腰肢，摸一摸它被风霜雕刻得起了沟坎的脸皮，这个时候，它就会轻轻地动一下，算是对我的回应。

事物的变化往往是在你的不知不觉中完成：一起栽树的同学各奔一方，力主栽树的老师不知去向，如果不是它长得茁壮，叫人不忍下手，一次次幸运地躲过校园的重建，始终扎根在那里，我真的无法从开始识字的地方找到一样可以引发回忆的东西。所以每次见面，除了窖在心里的激动，我还对它心怀感激。

走出校门的八年里，一如我当初栽下它，我也像一棵被移栽了的树，为了实现自我的生存，根须咬紧牙关，一寸寸艰难地突破城市坚硬的水泥地。身子却不由自主地乱了，被生活的漩涡抽打得像一个团团转的陀螺。相隔不远，我再没能去看望它。

八年未见，但我知道它会一如既往地生长着，坚守在我背井离乡的地方，守住我的童年和秘密，守望我们的下一次相聚：那时它一定会张开嘴，跟我说这些年来的离合和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