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笔记

永龙大叔

夜郎山魈

  元宵的头天夜里，我去祖坟上点灯烧纸，远远看着坟前有一丛烛火，一个人影在那里叩头，走近去才知道是永龙大叔。

  我大约是两年还是三年，没见他了。初升的月光并不明朗，看不清他的脸，只有嘴上那一点红色烟头，偶尔鲜亮地绽开。我在坟前烧完纸，便和他坐在乱草里抽烟。他抽一口，便咳嗽几声。

  一起回村的路上，他叫我无论如何，明天去他家吃晚饭。他说腊月二十八从澄海回来，过了明天，后天又要走。我说这样很麻烦，还是不去了。他说你怎么这样见外呢？我也突然发现，自己很有些见外。

  他是二爷爷的儿子，父亲的堂弟。血缘上实则很亲，否则也不会在同一座坟前磕头。这些年在外逃生活，加之父亲去世，姐姐和母亲，也都住在城里，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少了；虽是互相留有电话，但凡“无事”，却从来不打。

  回到山里的日子，好几次从他家门前走过，房子上下的门，一直都是紧紧关着。久无人住，石墙上长起了好些鸡窝草，石阶上也生出一些牛舌兰。猪弟在城里买了房，和弟媳搬到城里后，大叔只好带着大娘去了广东。这里的房屋就如此空着，任凭风吹雨打，在了无人气的孤寂里慢慢腐朽。

  走进屋子，我被满屋的火烟呛得喘不过气。大娘在灶堂下烧火，大叔在灶台上炒菜，把锅里的鸡肉铲起来，又把腊肉倒进去。我给他递一支香烟，他说他现在不抽，要炒菜。我想伸手帮他做点什么，却插不上手，他也不让帮。他说屋里火烟太重，叫我出去外边的阳台坐一会，饭菜好了再进来。

  太阳刚落山，山野很明净，在阳台上往山沟下方看，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繁。油菜花的尽头，是文方的新坟，坟上的白纸，还在风里飘。再往下，才是林弟的坟。林弟是大叔的大儿子，十年前因车祸去世了。林弟小我三岁，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临死前，我一直守在他身边，我们感情很深。亲手把他埋在村子下面的树林后，我似乎就再没去看过他。在梦里到有无数回，梦见和他在河边的沙滩上抓沙子，捉小鱼。

死去的人确实是死了，活着的人又要忙于对付生。阴阳两隔，互不往来，想来也是合理。

  吃饭的时候，坐在大叔大娘身边，眼睛若无其事盯看桌上的菜，心里却一直想这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似乎真的没有形迹，而活着的人，却总是拼命顽强。诸如贱命的野草，从来无人照顾，总会想方设法使自己活下去。猪弟与弟媳都去了城里，直奔暮年的大叔大娘，尚能喝水，走路，居然也可以跑到广东那么远的地方，赚取一份“丰厚”的工资。

  大娘的脸，这些年的变化确实是很大。作家将老人的脸比做核桃，实在是想象力的贴切。林弟死去那年，她的头发近乎全白，一如顶着一头白灰色的乱草。那一年，她大约悲痛到极点，我甚至担心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然而她现在还是健康地活着，说话。只是声音比过去细弱很多，也不大爱说。她与大叔是夫妻，在广东，不了解的人，都以为她是大叔的娘。

  我突然想问，猪弟与媳妇，有没有回来和他们一起过年，犹豫一下，最终还是没说。但大叔说，猪弟耳朵软，什么都听老婆的。

  饭桌的上方，吊着昏暗的灯泡，在昏暗的灯光里，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大叔。他的脸，竟然黑得像非洲人。我有些吃惊，冬天才过，并没有几天热烈的大阳啊！他说，这是在厂里上班的原故。他常年在玩具厂操作机器，那油烟，以及熔化的塑料烟雾，全往脸上喷，时间久了，便怎么也洗不尽。可能是长到皮肤里去了。

  饭后坐在火坑边抽水烟，他又咳嗽起来。我说你是感冒了吗？他说不是，去镇上的医院看了，医生也说不上来。开了一些药叫他吃，吃了一星期，还是不起用。他说腊月初就开始咳的，一直就不好。我突然有些担心，便问他在厂里上班有没有戴口罩。他说戴的，不戴那肯定不得了，那气味太难闻。我就说，你后天走，到城里买票之前，去市医院照一下片，如果不太好，就不要去了；反正都马上六十了。他说还是要去的，一个月四千多，在山里哪能有这个收入？趁现在还能动，多挣一点回来放着。将来走不动，有个大病小病，用得着。我说还有猪弟啊！他说，你猪弟作不了主，多半靠不住。

  大家就都沉默，对着那堆快要熄灭的火。好一会儿大娘才开口，她说有人想出三百元的租金，租种他们的土地，问大叔要不要同意？

  “光是田里，一年就收一万斤谷子，三百元，我不如丢荒！”

  大叔吸拔一口水烟，一边咳一边说，那语气，很是有大骂的冲动。

  大娘又说，怎么也不能丢荒啊，田地里一年就能长出好多草，无人打理，就会长树，以后再耕种，就困难了。大叔的咳嗽停止，再不敢抽了，他把烟筒放到灶坑角落里，眼睛盯着火灰发呆。大娘的话，大约也是他矛盾的痛处。三百元租给别人，心不甘，然而丢荒，则更可怕，离开大叔的屋子，月亮已经升起来，昏晕的月色，照着山坡下的凌乱荒芜的田野，快枯竭的小河里，传来几声蛙鸣。

  我停在树下抽烟。心想他们明天就要关门走了。进城之后，大叔真的会去市医院照片吗？如果不去，那他就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咳嗽。如果去了，万一照出什么病来，又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