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

乔加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牛是生产队的主要生产力，每个生产队都有十几条头牛。耕地耙田、拖磙碾场、拉大车等，都离不开牛。在那食物极度缺乏的年代里，田野成为解决饥饿的珍贵土地。牛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成为生产队，成为每家每户的重要一员。牛，在人们心中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成了必须供养的家庭成员。
  大集体时，生产队里的牛都拴在队里牛棚里由专人喂养。冬天，大多都是把麦草或稻草用铡刀铡碎放在牛槽里喂牛；夏季，妇女小孩子割草上交生产队挣工分，几个年龄大点的老人平时把牛赶到湖边或渠梗散放······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队里按人头多少把牛分到农户家。我记得，那时是几家人养一头牛，一家人一个星期轮流着喂。轮到我家了，父亲就会早早地交代我，哪里的草长得茂盛就将牛牵到哪里去。在离村子小学东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河的东边是农田，西边的河堤边是高高大大的洋槐树。在河边的斜坡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也成了我们这帮孩子们放牛觅食的好地方。
  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渐好转，几家养一个牛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家家户户都有了属于自家的耕牛。那时的牛，就是农家的“顶梁柱”。　　
夏日的清晨，是放牛的极好时光，田埂上碧绿的青草沾满雨露，嚼起来格外香甜，不管是水牛还是黄牛都吃的津津有味。我的童年，是在放牛的田野里长大，是骑着牛背在河里游泳嬉闹中长大。记得那时天刚刚亮就起来放牛，拿块头天晚上吃剩下的饼头，抓几个萝卜干，骑在大水牛的背上慢慢嚼起饭来，慢悠悠的骑着牛去湖里草地里，空气格外的清晰。看着别家的孩子也骑着牛从别的地方到同一个地方来。有的骑着黄牛，大胆的还把黄牛当马骑，用绳索抽牛的后边让牛蹦跑起来。到了草坪上，就把牛“丢”在一边，牛吃草后自己会到河边喝水，不需要放牛人操心。小伙伴们开始了玩游戏。有的斗鸡，有的钱，有的下四路棋······那时候玩的游戏实在是太多了，有些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快乐的时光总是很快就过去了。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小伙伴们又各自骑在自己的牛背上，唱着小调，迎着晚霞，回到村子里，像电影上一队凯旋而归的战士。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我家的水牛长的格外壮实，一年后，父亲把水牛卖掉，买了一头母的小黄牛回来，黄牛要比水牛饭量小得多，在我们家精心服侍下，第二年就产下一头小牛。
  母牛生产的时候，父亲跑到前庄去请我的表舅来当“接生婆”，表舅是一个在牲口喂养接生都是一个行家。如果牛犊的脚先钻出来，那是难产，随时有生命危险。这时，“接生婆”把手伸进母牛的子宫里，把牛犊一点点拽出来。牛犊刚睁开眼睛，就挣扎着站起来，颤颤巍巍，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直到能够站立为止，俗称牛百跌。
  牛犊稍稍长大以后，要穿牛鼻子。牛犊的两个鼻孔之间，有一层皮肉相隔，布满神经。只要控制这一神经的敏感区，就控制了整头牛。小牛犊快到一岁时，父亲又去前庄请表舅来扎牛鼻子。只见表舅一手抓住牛鼻子，一手拿着一根锐利的铁锥，猛地一下刺进牛鼻孔，顿时血流如注。等到伤口愈合，牛鼻子里留下了一个孔，穿上细竹棍卡在事先买回来的牛鼻锁上，系上绳，只要一拉牛绳，牛就乖乖听话，哪怕力大无比，这就是一个十岁小孩也能控制一头千斤水牛的奥秘。
  “周岁牛，背犁头”，水牛长到周岁后，就套上牛轭，学习耕田。教牛要三个人配合，一边一个，牛后一个。耕田是力气活，动作简单，无非是前行、暂停、左转、右转四种。家乡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牛语”：前行的口令是“嗨——”；暂停的口令是“吁——”；要牛往人所在的同一侧转，拉一拉牛绳，要牛往人所在的另一侧转，抖一抖牛绳。如果牛绳被踩在脚下，就喊“脚”，示意要它抬脚······耕地的人还要打着号子给牛鼓劲。有的牛两三天就可以教会，有的要一个礼拜才能教会。 
  父亲是驭牛的好手，再倔犟的牛，到了父亲手里都会乖乖听使唤，父亲的号声能听两里地远，使用的牛鞭三米多长。父亲手扶犁梢随在牛的身后，面前的泥土一浪一浪的翻滚，或者笔直地站在长耙上，任下面的耙刺将泥土碾碎、抹平，父亲犁地的技术活是一流的，乡亲们经常请父亲帮助他们家犁地。有时趁父亲劳作在地头抽袋烟歇息时，我总想靠近那张犁耙，也想亲手试试，每次都被父亲立即制止住。
  如今，农村早已是机械化耕种，也早已没有人家养牛了，放牛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只能在脑海中寻找儿时放牛时的记忆，头戴草帽或者用柳树枝编成的圆圈戴在头上，光着上身叉着或横着或倒骑在牛背上，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一双小脚或晃悠着，或拍打着牛肚，任凭牛儿“啪嗒、啪嗒”地行进在乡间小路上，每当回想到这里，愉悦和幸福就会写在已经苍老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