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电影院
查世霖
小镇太小，镇上的电影院一般白天歇着，晚上七点半钟才开演。普通票价一角五分，儿童场八分，宣传片五分。
这样低微的票价，在后现代人们看来，一定要大跌眼镜了。
当年，我们常常连几分、一毛几的电影票都买不起。
每天晚上，工作人员一打开电影院的门，我们就匆匆入场，比买票正经看电影的人还积极。我们在那些空位上坐下来。座位的主人掐着放映的时间点来了，赶紧起身，让人家坐。
电影已经开演了，还有慢性子的观众们陆陆续续入场。等到买了票的观众都进场坐定，电影已经放映半个多小时了。这时，院长开始喊话：
“有票的观众，请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好；没有票的，请去买票。我们开始查票了！”
我们这些像老鼠一样在旮旯角落活动的少年儿童，是他们重点管制的对象。几束电筒光像探照灯，晃来晃去把我们往门外赶。我胆子小，本着“法不责众”的理念，总是随大流。人多目标大，却又最易被发现，同大伙一起被赶出门外。
有的小伙伴狡猾，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往外驱赶的时候，他悄悄岔到旁边去，不动声色地隐匿在阴暗角落，迈脱被驱逐的命运。
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查票其实大有空子可钻。他们四五个人，一人拿把电筒，一字排开，从前面往后面，一排一排地普查。没有人在后面复查，你就可以绕过查票的人，退到他们的身后去。查完票后，电影院里秩序井然，没有票而又逃脱了追查的顽劣小子们，只要找个地方安静地看电影，不要影响别人，工作人员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通常不会再为难他们的。
工作人员有时偷懒，并不普查，只在里面来回巡逻，看到哪一排长木条的排椅上有人员多出来，当即用手电光罩定，威严地喊：“那个是哪个，有票没有？！”
这种时候，逃票的你不能公然逃跑。你一跑，嫌疑倍增，四面八方的电筒光就齐刷刷向你射过来，组成激光一样的网，让你插翅难逃。你可以呲溜一下梭到木排椅下面去，在浩如烟海的屁股底下潜伏或逃遁，避人眼目，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工作人员电筒再亮，也捕捉不到你。
你也可以佯作镇静，就近挤到一个看来老实怕事的观众面前去，等那咋咋呼呼的工作人员跑过来问：“你究竟有票没有？怎么不找位子坐下？！”“没有。”如果身后的老实人是个大哥，你就进一步这样补充回答：“我是我哥带来看的。”
电影院的入场口虽然竖着“一米以上儿童凭票入场”的牌子，但是，工作人员一听有人带，一般不会较真。如果他心生疑念，觉得你是在打诳语，把手电光移向后面“大哥”的脸，求证：“他是你兄弟？”那大哥嗫嗫嚅嚅，含糊其辞，好像说是，又好像说不是。工作人员都很忙很躁，没耐心辩听。恰好这时又发现别的地方有情况，立即放过这边，风风火火地奔那边去了。这样，智勇的你又逃过一劫，可以美美地看一场免费的电影了。
这些胆大妄为的行径，都是那些“枭雄”们的作为。我这个老实的孩子，通常是在第一批次被哄赶出去的人之一。
我们出去以后也并不善罢甘休。电影院的后门是两扇厚厚的木板门，用一只眼睛通过两扇木门之间的缝隙，也可以看到银幕上的影像。虽然远了，又是“管窥全豹”一般，映入眼帘的影像模糊不全，但总比站在后面无缘观瞻的人强。
可恶的是，有几个大叔级人物闲逛到彼，他们见我们一个比一个高地叠在门缝前往里瞄，也凑过去看了看。他们一看就上了瘾，把我们那一线江湖给霸占了。挤也挤不过他，我们无可奈何。
电影院不仅有夜场，也有昼场。赶场天，远处来赶场的年轻人们要看，还有夜里不便出行的老弱妇幼也要看。家在远远的深山里头的人们，晚上赶不过来，只能是趁星期天赶场之便，看一场电影，娱乐一下精神。
“闲天”（指星期一至星期六）也有白天放电影的特例。比如，轰动一时的大片上映，票房爆棚，晚上加演一场都供不应求，只好白天也放映。
最牛的是歌剧片《刘三姐》上映的时期，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涌向电影院来，争睹山歌女神刘三姐的风采。电影院日场夜场连轴转，工作时间太长，电影放映机都发烫、坏掉了几回。《刘三姐》是民族歌剧片，那些年的乡村男女，通过对唱山歌，邂逅爱情。听说，有些痴情种看了黄婉秋扮演的刘三姐，居然入戏太深，疯了。
以前没有春运火车票难买之说，春节期间电影票一票难求却是常态。大年三十和初一歇演，工作人员也要过年。从初二到初十为春演期间，人们看电影的激情空前热烈，场场爆满。
一进入腊月，电影院的电影海报到处张贴，花花绿绿的。有的贴在没有粉刷的石墙上，松松垮垮的，风一吹就飘飘欲飞。我往深巷两头瞄一瞄，见无人注意，迅疾地从墙上把那海报一把揭下来，掖进衣襟里，匆匆离开。那海报，纸质优良，画面精美，用它包书皮，现一大美女的脸在封面上，很是吸引同学们的眼球，自己也自鸣得意。
每天在街头巷尾的固定小黑板上写“今晚电影XXXX”的那位工作人员，腊月下旬还要加班写新正所要放映的电影预告。初一放什么电影，放几个场次，初五放的是武打片或是爱情故事片，等等等等，昭告镇上。预购请早，卖票的蔡同志还可以让你挑选好的座号。
否则，到放映当天才买电影票，那就犹如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一样艰难——不，比那激烈残酷得多。票房前，四个一 宽的“猫洞眼”，有好几百人拥挤在那儿。人们被挤压得胸口憋闷，气都喘不过来。只好将口鼻仰朝上面，向天空吸氧。那情景，像鱼群太过密集的鱼池里那些缺氧的鱼。
那年，我大哥的大舅哥去挤电影票。他狡猾，他并不花大力气楔进那片人肉方阵里去受洋罪。他像鸭子凫水一样，直接从那些密集的人们头上“匍匐过去”。那样，又不着挤，还能轻轻松松直接游到售票口，把票买了，再轻轻松松游回来。
下面的人们，手脚被挤压着，无法施展拳脚揍他。即便想骂他，肚子也憋得慌，挣红了脸，都憋不出一句话来。外围穿白警服的警察也无奈，只是远远地冲他喊：“快点下来！快点下来！别把人压坏了！！”
卖票的“猫洞眼”两两挨着，中间干隔也一 宽。洞眼太窄小，齐刷刷塞满了递钱进去的手，像横放的筷箩。其间夹杂着一只不怀好意的黑手。他空着把手从这个洞伸进去，绕过干隔，去那边洞的手里接钱。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以为是售票员取了钱去，他还张开手掌等在里面，等售票员将电影票塞进手中哩。却最终拿不到票，才发觉被算计了。
那些拼了命挤到票的，也不一定有位置坐，可能是站票。买到站票，整场电影，你得站在过道里看。不是你一个人站，全都是买到站票的观众。过道里人满为患，像春运期间的火车上一样。
赶场天我虽然不看日间场的电影，但是，我在电影开映前，也会到电影院里坐坐，过过干瘾。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坐着的有站立的，有半蹲半立在木排椅上的；有野蛮的、有优雅的、有循规蹈矩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人间百态，颇可阅读和欣赏。
如果我手里有了足够买一张电影票的钱，那么，一整天都有点按奈不住，盼着太阳落坡。太阳一落坡，我就赶到电影院的超场坝上坐等售票窗口打开。
一天晚上，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小小的我独自看完电影回家走。快要出街口的时候，路旁一户人家的男主喝醉了酒，不知为何，突然冲出门来，呐喊着追赶我：“你跑！我看你往哪跑！！你给我站住！！！”那人是文革时期打武斗出身，后来成了一名公务员。此人好饮。不醉则罢，一喝醉了，那政治流氓的本性暴露无遗。为此，人人敬而远之。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拼力挣着往前跑。
惊魂未定的我逃出了镇东头，开始走下龙滩坡。荒郊野地，十米外还有一片黑松林。黑松林里荒 遍布，偶尔还有被抛尸荒野的孩童尸体，想想都挺吓人的。白天从龙滩坡经过，路边有一座坟墓被水冲毁一角，我们还傻傻地近前去看里面阴森森的棺木哩。夜晚走到那里，害怕得汗毛倒竖，总感觉张牙舞爪绿脸巴的恶鬼会从坟里钻出来，像那个醉鬼一样追赶我。疑心生暗鬼，身后似乎真有了鬼的脚步声，踢踢踏踏，我快 快，我慢 慢。我一边朝前走，一边不时回头看。正惊惶奔走间，一个黑影突兀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的心吓得咯噔一下，似乎就要停止了跳动；继而又急剧跳动起来，差点蹦出嗓子眼。
后来那黑影干咳了一声，我才听出来，那是我们数学老师的母亲。老师的母亲是区政府什么主任，她是我们村东边寨子里的人。那中年妇人总是早晚往返于镇上和家之间。那一夜，匆匆夜行的我们，都被对方吓了一大跳。
另有一晚上，我们看电影回来。刚进入村口，黑风暴雨的，走不了了。我们就近到寨子入口的族兄家新居址里避雨。族兄家新房墙是白天才砌的，砂浆还未凝固。大雨冲刷下来的砂浆掉在作为工棚的塑料布上，惊心动魄。砂浆墙，砂浆凝固了才能结成整体，坚固异常。砂浆未凝固前，却最忌讳被雨水冲刷。雨水把作为粘合剂的砂浆给冲涮掉了，墙体中空，重叠而上的那一块块石头，危若累卵，岌岌可危，随时有坍塌的危险。一帮小伙儿蜷缩在工棚里害怕着，却无计可施，不知怎样规避危险。
这时候，族兄的父亲冒雨前来视察，一见我们那样，大声吆喝起来：
“真着我估计到了嘛！啷个大的雨，今天才砌的墙，你们呆在下面，不怕墙垮下来压死你们？！”事后想想，那夜真是冒着生命危险看电影哩。
随着时代的进步，电视普及以后，电影院开始被人们所冷落。
农村人大都不愿花电影票钱“买罪受”——以其舍近求远，跑电影院里呆俩小时，还要夜行归来，说不定还像我那样，一路惊吓。不如躺在沙发上，握着遥控器，看电视来得划算和舒服自在。
于是乎，小镇上的电影院，门庭冷落，风光不再。渐渐地，关门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