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我和一个山村的大事记
王仕学
1978
恢复高考制度后，全县小学毕业“文革”以来首次统考，兴义一中择优招收一个农村班。我是郑屯公社龙井大队小学毕业，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一中初中部。由于政策放宽，班上有“地主”、“富农”子女，有右派子女，我爷爷1950年逃亡台湾，我是“土匪”的后代。
父亲将“五个头”草屋翻建，赊了100元的劣质瓦。换成瓦屋。全家8口人住在几十个平方米的老屋里。土墙有许多裂缝和破洞，狗和耗子都可以从这些地方自由出入。
1979
一中七十几岁了花寿泉老师平反了，被他儿子接回北方养老。之前，他住在教学楼的楼梯间里，管开灯关灯，楼梯间狭窄、潮湿、没有光线、学生上下楼声音嘈杂。他一年四季都穿着棉衣棉裤，驼背，气喘，有尿骚气，学生喊他“花老头”，民国时期曾任省立兴义中学校长，人称“花博士”。周瑞宗老师从监狱里出来上我们语文，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班主任张元玮老师恢复了团籍，贵阳师院给他寄来了新团徽，他乐得像个孩子，拿团徽到班上展示。
下龙井生产队分为两个组，土地、山林、农户一分为二。薅包谷等农活开始承包，定工作量，定工分，人员自由组合，早做完早休息。
1981
我初中毕业，背着家里报考一中高中。父亲找人给我算命，说我命中只是个高中生。他掐指一算，高中毕业正好是甲子乙丑年，认为60年一个轮回，1924年、1925年甲子乙丑大饿饭。我高中毕业刚好是甲子乙丑，命都难保，还读什么书啊！不支持我读高中，我流着泪转学至郑屯中学复读初三。
土地下户。乡亲们整天在我家土屋里开会，商量分地。父亲要了一个叫牛滚凼的石旮旯，四周是荒山，4个儿子今后成家后好开荒。有个童谣说“石头开花马长角，各人的土地各还各”。
1982
我考入兴义县师范。当时招3个班150人，其中一个幼师班。我们是第二届面向初中招生。全校学生不到400人。教室是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学生老师则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一个寝室住三四十人。每月13.5元生活费。
校园占地60多亩，除了一个篮球场打了三合土地以外，其它是土路或耕地，杂草丛生，像个农场。学校在离城4公里的木贾。没有自来水，全校师生共用一口井水。
田地分了，集体荒山没有分。村民怕饿饭，除种好责任地以外，到处开荒。由责任地四周向荒山拓展，谁开垦是谁的。小营盘、大坪子、龙潭坡等放牛山都开成地了。父亲也在牛滚凼挖排水沟，开荒地。那阵势，如果有梯子爬到月亮上，没准那上面也要开成荒地。
1985
我师范毕业。保送到贵师大中文系学习，全省师范系列保送22人，全州2人。黔西南报登了消息，学校开欢送会。我终于圆了大学梦。这是“文革”之后的首次保送。我着实风光了一番。
土地下户后，大多数人家解决了吃饭问题。我家8口人，5个在校生，劳力少，加上有点钱都替我们交学费生活费，没有钱买化肥。我回家老远就看见我家包谷苗黄黄的。秋天不背包，但包谷秆很甜。田里稻秧也长得不好。一年种来只够半年吃，不过借粮比过去好借多了，因为有余粮的人家越来越多了。
退伍军人黄加华用安置费买了生产队的公房和院坝，修成平房，这是寨子里第一栋平房。他家还买了电视机，那是村子里第一台家用电器。
1987
村里开始商量拉电的事情。每家按人口集资。一些农户嚷开了：“我家不集资，又不盘娃娃读书，点煤油灯很好。”余志祥爷爷是老师，有工资，他家先通电。当天晚上大伙到他家看热闹，屋里屋外亮堂堂，鸡以为是白天，不愿回鸡窝。别家亮堂堂的，自家黑乌乌的，小孩觉得低人一等，死缠着父母。最后所有住户都安上电灯了。
1989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兴义师范教书。工资每月109元。原来砖瓦结构的旧教学楼已经停止使用，学校有了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有一部中巴车接送教师。我毕业刚好平房已经分完，只好住在干打垒的瓦房里。
幺爷从台湾回来，父亲扑在幺爷的怀里，哭着问：“幺叔，我爹呢？我爹呢？”幺爷也哭着回答：“他死在去越南的路上了。”叔侄大哭一场，我们也跟着流泪。幺爷住我们家，看到我们家是土墙，房子又窄，很心酸。第二天清晨父亲带他上厕所，幺爷看到四处无遮拦，对我爹说：“几十年了，你连拉屎的地方都没有整好。”随手给了1000美元。之后父亲用这点钱修了两间石墙瓦屋，猪圈牛圈也弄好了。
1991
我结婚。在东风旅社内餐厅包席，每桌65元，一般人送礼10元。买了彩电和洗衣机。欠债3800多元，3年才还清。
1992
女儿出生，到州医院生产，住院费花去147元。请保姆照看。保姆费每月80元。尿片是就帐子床单等做成。可重复使用，环保。
社会上掀起“下海潮”，学校的老师有卖稀饭的，有卖剪粉凉粉的。我将煤棚改成小卖部卖生活用品和饮料，对象是学生。我曾打算养狗卖，没有实施。
南昆铁路开工。郑屯工地开来了挖掘机，村里几个老人去看热闹，看到挖掘机的长臂可以弯曲，爪爪像手掌，不知道叫什么。老人们回来说，来了几个修路的机器人。惹得住在十几公里以外的淌淌河的外公他们十几个亲戚赶来看热闹。
我和妹妹工作后，替家里还了长达30年的信用社贷款，买了化肥。我家终于粮食够吃了。
1993
从师范学校到城里大约4公里，校门口开始有人力三轮车，老师们进城两块钱则可。从城里到学校是上坡，要3块。看到这种人力车，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和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想起那个越来越“高大”的车夫，和越发感觉自己“渺小”的坐车的“我”。因此不肯坐校门口人力车，坚持走路进城。
1995
学校搞到几个安电话的指标，为我家安一部，价格2100元。那是我工资每月300多元，相当于半年的工资。我想，我又不做生意，安电话有什么作用？因是中层干部，学校出了钱，也就安了。
兴义开通第一条公交线路，木贾至城内往返。老城区几个十字路口首次设立红绿灯，刷人行道。兴义师专吴厚炎教授感叹道，兴义终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了。因为红绿灯和斑马线是秩序、规则等象征，是有别于农耕文明的随意和散漫的。
“大哥大”开始在生意老板中出现，要用一个特制的包来携带，吃饭或谈天的时候，砖头似地立在桌子上，很有身份。
1999
科机开始流行，兴义城内及乡镇到处是公用电话亭，每月交20元科机费。回一次电话5角钱。那时流行语是：“有事科我！”我们称科机为“唤狗机”。
2003
手机开始普及，公用电话亭减少。
三弟打工挣了钱，将土屋推倒，修了栋两层楼的平房。楼上楼下合计200多平方米。院坝打成水泥地。
村里从烂田坝的一口泉眼抽水，在山陵坡半山腰修了个水池，寨子通了自来水。
2008
村子里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回来就修平房，有一层的，有三四层的。坐在牛滚凼的石板上东望，寨子里房屋亮晃晃的，有些刺眼。因通上龙井、下龙井的路从学校那里穿过，附近修了许多平房。
几户人家卖老房子，坡岗一带的人有钱人买老房子，村子了有了新移民。
煮饭炒菜不用柴草，用电饭煲电磁炉。耕田耕地用旋耕机，牛马不喂了。田埂地埂上的草长得很好。坡上树长得很好，路边草长得很好。山路被封住了，大家干脆很少上山。树林里的野鸡野鸭斑鸠多起来，偶尔还有兔子。
2012
义龙新区掀起修路高潮，从郑屯铁路桥附近修一条柏油路通往老王田，路的走向顺着湾子头槽子。路两边没有人家，只有坟墓。路修好为了显气派，决定路两旁安灯。母亲去地里干活，笑着对那些安装人员说，有情在这没人的地方安灯，不如安几盏在我们寨子里，方便我们。安装人员说，老人家，政府叫安在哪里我们就安在哪里。母亲一脸的困惑，嘟哝着说，那你们就替那些鬼安灯吧。
2013
寨子里许多人怕国家征拨土地，拼命在地里种上紫荆花、桂花、桃树等等，密密麻麻，用的不乏上好的保水田和坪子地。可我们村是郑屯河的水源点，没有征拨的迹象。紫荆花、桂花等没有人买，大家也懒得修理它们，就疯长，这些植物只起到划土地界限的作用。
三弟家母猪下了6个崽，母猪奶少，三弟就买鲜鸡蛋煮汤给母猪催奶。又买奶粉兑冷开水给小猪喝。母亲说：“这年头猪下崽吃的鸡蛋，比那些年人做月子吃的鸡蛋还多。服侍小猪比照管娃娃儿仔细。”
2018
牛滚凼分给我，我种上了滇柏，这树抗干旱，适于酸性土壤，又没有病虫害，不用修枝，长势很好，有四五米高了。站在村头，看见绿茵茵的一片，走在林子里，嗅着柏树的清香，听着鸟叫，我很高兴。那里是郑屯河的源头，我主要算生态账，不是为了多要征地补偿费。
三弟将厢房拆了修成三层楼的平房，寨子里瓦房只剩3栋了。许多人家轿车摩托冰箱洗衣机等一应俱全，与城里人的差距很小了。母亲说父亲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着脑壳，可他70几岁了，居然学开电动车，成了“驾驶员”，用上了手机。75岁的母亲一字不识，也用上了手机，虽然只是用来接听。
土地下户那几年开的荒地种上了树，到处绿茵茵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减小了，白天鸟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晚上青蛙叫得很凶。八哥儿和喜鹊又多起来了。小河被青草覆盖着，水很清澈。
7个人的责任地，修天气库占了一个人的，牛滚凼那4亩多种树。其它田地种树，但还可以间种蔬菜玉米。一年种的水稻够在家的7个人吃2年。三弟喂了把九头猪20只鹅，十多只鸡。母亲经常感叹：“哎呀，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幸福，我这一辈子也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