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一双不流泪的眼睛
韦 荣
近五十岁的母亲，在我心里哭过三次。
上小学，喜欢买图画本，不愿听课的时候便拿出来，用铅笔在本子上画图，画什么呢？那便是母亲的那双眼睛。
幼时，我患有癫痫病。母亲安排任务，要我跟哥哥把院坝里的稻谷用口袋装起来。我个子矮，便搬来一把椅子垫在脚底下，小手拉着比我胖好几倍的口袋，哥哥用铲子把谷子铲起来，我一边嫌弃哥哥铲得慢，一边用一只手抓起稻谷玩，忽然眼前一片漆黑。
等我醒来，看着母亲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叫我的名字，我睁开眼睛，看着母亲铁青的脸，眼睛里藏着泪水，真的好美。那是我记事起，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母亲的眼睛。旁边站着父亲，还有邻居的伯伯和婶婶，他们七嘴八舌的嘀咕着，气氛异常紧张，我却一句也没听进去，轻轻地叫了一句：“娘”。
事后哥哥告知我，我突然晕倒，然后他吓得跑去叫母亲，母亲回来抱起我，用大拇指一直掐着我的“人中”不放，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某天半夜，我在熟睡中醒来，一样的场景，母亲抱着我一直喊我的名字，只是声音特别大，我从“酣睡”中苏醒，揉着眼望着母亲，却没有在意她眼睛的样子，只看见母亲苍白的脸有些抽搐。
“儿子，疼不疼？”母亲结结巴巴的问我。
“娘！我在睡觉，不疼啊，我明天还要去读书呢。”我答道。
“不睡了，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母亲有些哽咽，似口痰卡住了喉咙。
全然不知为何母亲那般焦急，还未等我同意，便是父亲拿来婴儿时的背带把我放在了肩上，我们便出了门。我把脑袋搭在父亲结实的背上，没有丝毫睡意，看着漆黑的夜，还有母亲手里电筒射出来的光线，深夜转凉的空气中还能闻到杂草的气味。
“他大伯说这应该是‘母猪疯’，医院治不了，得带他去找‘土’医生；听说村里孩子得了这个病也是那个土医生治好的。”母亲说着。
“应该叫他大伯来的，深更半夜，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开门。”父亲回应。
“去了再说。他还小，治不好，一辈子就坏了。”母亲说话的声音有些低沉。
那时，我才七岁，虽不知这病未来能带给我多大不幸，但心里却很“冷静”，或许是没有疼痛感和感受不到生命的无常吧。
母亲像似犯了错的孩子，用低沉的声音叫着土医生的名字，不一会儿，窗子里透出了灯光，传来“悠长”的声音；母亲便提高声音说明来意，我假装醒来。母亲说明了我的病况，医生遗憾的说：我这里没药，其他镇医生有药，你们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他还小，可以治得好。
母亲看着我，一脸无奈的表情。母亲欲把我背在她肩上，我说：娘，我不累，我可以自己走。
后来，找到了那个“救命”医生，花了几百块，开了几服“中药”。暑假去外婆家玩，在去之前母亲嘱咐外婆，督促我按时吃药，由于我的疏忽，把药弄丢了。为了这事母亲还跟外婆拌了几句嘴，事到如今我依然记得，幸好那“制药”的医生还在，才挽回了我这薄如蝉翼的生命。
那是我在幼小的心灵里真切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它撞击着我小小的心脏，像一粒小小的种子，等待着发芽。
母亲有五兄妹，她排行老二。听外公说起，母亲小学二年级便退了学，那时家里条件不好。十五六岁时母亲便“壮如牛”，不愿做家务，就跟着外公扛着上百斤重的木板走到十几公里的县城去卖。我笑着回应外公，可心里觉得外公说得不对，母亲身材那么好，才不是牛呢。
十九岁的母亲像春天里的一阵风。经亲戚介绍，在外婆的“督促”下，便跟十七岁的父亲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生下哥哥和我，因父亲老实本分，母亲便一人撑起这个幸福之家。
农民以刨土地为生，这是几千年来不变的真理。母亲和父亲一年四季都辛勤耕耘，日复一日。不同的是，母亲脑袋瓜子“灵活”，除了干活，种植蔬菜到小镇上卖也是一把能手，一年下来能挣上万元，解决了家里很大一笔开支。只是年少时很少看到她闲着。祖父说：母亲忙得“丢了扫把，弄铲子”停不下来，我觉得更为贴切。
母亲在我跟哥哥眼里是极其严厉的。
渐渐长大，跟着求学之路往上爬。印象里，母亲是很少跟我们兄弟两讲大道理，那时候心里只能浅显的认为母亲文化低，给我们两兄弟的帮助极少。
每天放学，哥哥在家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我拉着一头大我十几倍的水牛在家乡的小路上走着，放牛成了我小学那些年每天必要地功课。
我贪玩，把牛拴在树桩上，跑去跟其他小伙伴玩“丢沙包”；殊不知牛也贪玩，挣断了绳子跑到小叔家地里吃麦苗去了。等黄昏逼近，太阳躲进山头，夜幕从山间袭来，小伙伴各自赶着牛回家，我也便兴高采烈的跑去牵牛，结果便是膛目结舌。一亩地的麦苗被那头可恶的大水牛吃了足足一半，霎时脑子里晴天霹雳，跑到地里牵出水牛，把断了的绳子接上，确定牢靠了，找来一根棍子，往水牛屁股上就是一顿“毒打”。
回到家没敢主动承认错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却在很深的夜才肯睡去。翌日，小叔跑来告状；母亲的脸拉得“老长”，一句：跪下！便一边整理挑到镇上卖的蔬菜，一边嘴里骂着。我跪在水泥地板上一声不吭，也记不得母亲骂了些什么，只是每次骂我，都是眼里噙着泪，可能是我不够注意，都不曾看到那滴眼泪掉下来。接下来等待的便是父亲手里竹竿的一顿“鞭策”。
第二天，母亲在出门之前对我严苛的说，犯了错就要去弥补。我明白母亲的意思，便扛着家里的肥料撒在小叔家的麦地里。然后每天去看一次，渐渐地新芽冒出土地，最终跟另一半地里的麦苗长得一样高，心里才放下沉重的石头。我像个不倒翁，总站不直，所以母亲不愿其烦的叮嘱、鞭策。
后来上课还是改不掉画画的习惯，只是再次去画母亲那双眼睛，忍不住用蓝颜色的水彩笔点上几笔，道不明是何原因——我想那应该是彩色笔给我视觉上独到之处吧。
青春叛逆之年，我辗转到县城读书。祖母过世，我从县城匆匆赶回去，母亲如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忙里忙外，堂哥家却忙着瓜分祖母的财产，母亲说给祖母下葬了再说，却受到了各种抨击。
祸不单行，在给祖母立碑之时，把邻居的腿砸骨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事，扛不起任何责任。母亲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医好了邻居，还花了一笔钱跟卖碑人打官司，亲戚朋友皆劝母亲不值当，花了钱不一定能打赢官司。可是母亲对我说：你父亲耿直，我们受了欺负也要站出来；打官司得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争口气给他们看看。母亲凭借自己不甘心，硬生生把官司打到最后，得到了相对的公平。
祖母下葬那天，母亲趴在坟前足足哭了一个多小时，旁人去拉她也不肯起来，而我则是站在她身旁不知说什么才好。我虽看不见母亲的眼睛，也看不见侵进土地的眼泪，但却一滴一滴掉在了我的心里，如油锅里的油打翻在我脸上，压抑着只会啜泣。我想，那应该是母亲发泄的一种方式，让眼泪把生活的每个角落都侵蚀一遍，然后继续填补满是塞子的生活，不至于让哥哥和我在里面举步维艰。
我在求学的路上越走越远，母亲也在田地里翻了一遍又一遍；而我不再喜欢画画，更不喜欢画眼睛。我想给母亲带去希望，母亲却忘了疲惫，常年劳累，便种下了一些病根。
每次陪她去医院检查，她总是不愿意，我深知她是舍不得花钱，我便安慰她，要不了多少钱。她笑着说，你给我出钱，不知你结婚得花我多少钱哩！我笑嘻嘻的沉默不语。
前些时日，我跟母亲去外婆家玩，几个小姨也在。趁她们聊得兴起，我便陪着五岁的表妹玩耍。表妹玩腻了说要画画，叫我去客厅帮她拿彩色笔，我走到客厅，便听到小姨和母亲聊起了我。
“你小儿子乖，读书那几年不惹祸，长大了也懂事。”小姨说。
“还可以，就是脾气不好，每次他发火我都得让着他。”母亲控制不住喜悦之情，笑出了声音。
而我站在门外，仿佛走进了深秋，有着太多的触动，悲喜之感让鼻尖有种酸痛。一边觉得自己受之有愧，作为儿子却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母亲；另一边觉得母亲迁就了我这二十多年，真好！
“哥哥，我画眼睛给你看好不好？”表妹尖锐的声音喊我
“好！画一双不流泪的眼睛。”我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