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三国之四
诸葛亮
晓 望
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
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
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
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
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
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
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
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
——（唐）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此诗言及之“卧龙”、“孔明”、“武侯”者，乃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也。
三国以来，诸葛亮其人其事几为家喻户晓，即便是今天，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仍然感动和激励着难以计数的人们。究其原由，大抵为诸葛氏之精神所传输之正能量与儒家正统思想一脉相承，亦更符合普通大众之理想与期待。诸葛武侯为历代群众多所推颂与褒赞，实属正常，然一千七百余载以来不计手法严重将其施行拼装、重组、美化等，直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是不正常的，有违史实。故此，鲁迅先生云“诸葛多智近乎妖”。那么，真实的诸葛亮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循史籍一探究竟。
《三国志》之《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字孔明，生于公元181年（汉灵帝光和四年），琅琊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为以执法严格、为人刚直著称的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人。其父诸葛 任过东汉末年泰山郡丞，在诸葛亮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其时遭逢天下大乱，他的叔叔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太守，就带着另无依靠的诸葛亮及诸葛亮之弟诸葛均赴任。后诸葛玄的太守之职被人取代，无奈之下，诸葛玄只得带着诸葛亮兄弟俩前往荆州依附老朋友刘表。公元197年（汉献帝建安二年）诸葛玄死后，十七岁的诸葛亮就携弟诸葛均进入山野耕种，开始了他长达十载之耕读生活，《汉晋春秋》曰：“亮（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隆中十载，诸葛亮可谓是依山傍水，耕读于山野林下，生活波澜不惊。其间，他主要成就了三件事。一是公元200年（汉献帝建安5年）20岁的他娶襄阳大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对此，《襄阳记》有所记叙，言黄承彦听闻诸葛亮欲娶妻，便向其推荐自己的女儿，并言自己的女儿为“丑女”，且“黄头黑面”，唯才能与诸葛亮匹配。诸葛亮娶黄承彦之“丑女”为妻一事，其时之人以为笑谈，乡间甚至还有“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之谚语流行。这里要说明的是黄承彦之女未必丑，其言多为自谦，况且他即便有意招婿，按其时当地之习俗亦要托之于媒，不可能对诸葛亮直言。又，黄承彦之女的确有才，诸葛亮之巧思制作诸如“木牛流马”者，恐怕多得益于其妻之启悟。二是于频繁的交友游学间完善了自己。前面说过，诸葛亮出生于儒家文化发源地之山东，由其主上诸葛丰、其兄诸葛瑾、其子诸葛瞻等人的作为来看，其家风之严格纯正，所受教益之广博渊深，由此注定他不可能是凡庸之耕读者。于闲散的耕读之余，他更多往返于城乡间，频繁交友游学，不断拓展与提升自身。诸葛亮所交之人多为其时有识见之人士，如庞统、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黄承彦等。且，诸葛亮胸怀天下，志向高远，治学与众不同，务求博杂实用。他的才能很快就显露出来，《襄阳记》言其时以品鉴人物著称的大名士庞德公认为他是“卧龙”。卧龙者，卧于大泽尚未腾云驾雾而起也。《三国志》之《诸葛亮传》亦云他“每自比管仲、乐毅”。三是其时北方战乱不息，加之荆州交通便利，内政安宁，北方之人多有避乱于荆州者，相关朝政时局的诸多信息亦随之涌来。基于此，诸葛亮虽躬耕于陇亩，但对时局的了解应该是及时与准确的，而他所往返的城乡又成为其交流和思考的依托，寒来暑往，孜孜不倦，天下大势于他可谓是洞若观火，了然于胸，并有了非凡之识见。由此，公元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于隆中草庐为刘备所筹划之《隆中对》可谓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未出山已三分天下，令后世感慨不已。
隆中的岁月因平凡而漫长，因漫长而孤寂，《三国志》之《诸葛亮传》云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梁父吟”为汉乐府歌曲名，《乐府诗集》收录有诸葛亮所作之《梁父吟》歌词一首，其词为：步出齐门外，遥望荡阴里。里中为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魏略》又言他“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可见诸葛亮匡时济世之情愈发之蓬勃。那么，胸怀匡济天下之志与满腹文韬武略的诸葛亮为何不出山呢？他在等什么？对此，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他在等时机，等人。《曹操》篇里我们说过董卓入京扰乱京师，天下震动，各地军阀纷纷起兵讨伐董卓，逐鹿中原，后曹操几乎统一了整个北中国。到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军阀中有实力者仅存西凉马超、益州刘璋、荆州刘表、江东孙权等数雄。平定北方后，曹操加快了统一全国的步伐，欲大举兴兵南下，平定南方，南北之战一触即发，这于胸怀匡济之志的诸葛亮而言，不可谓不是一个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绝佳时机。但他仍潜伏未动，还在等待，等那个符合他辅佐标准的“英主”出现。有史家认为其时之曹操与孙权为名副其实的英主，诸葛亮之所以没有选择他们，是因此二人麾下人才济济，恐己之才难尽施展，但从诸葛亮最终择定刘备，并耿耿忠心为其鞠躬尽瘁的一生来看，此论却有待商榷。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刘备南下荆州投奔刘表，虽寄人篱下，壮志难酬，郁郁寡欢，却亦执着坚持，广交朋友，遍访贤才。加之，刘备为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朝廷任命的左将军，曹操眼里唯能与其相提并论之英雄，仁义之名遍播海内，虽屡经磨难，却意志坚韧……这些均符合诸葛亮择主的标准，诸葛亮亦不可能不知，不过，他仍在观察。而刘备对诸葛亮亦当有所听闻，《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但事后刘备未曾去寻访诸葛亮，其心恐怕还是认为司马德操之言是言过其实的。《三国志》之《诸葛亮传》载，徐庶辅佐刘备后，向其举荐诸葛亮，刘备的反应是让徐庶带诸葛亮来。可见，其时诸葛亮并未引发刘备足够之重视。公元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在徐庶的劝说下，刘备意识到诸葛亮之重要，遂拔冗而起，数次亲自前往隆中礼聘诸葛亮，感动了诸葛亮，这既是著名的“三顾茅庐”。对此，诸葛亮在《出师表》（前）里亦有记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出山，莫说惊天动地，但其《隆中对》就天下大势分析之独到、透彻、精辟等，可谓是真知灼见，尤其是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接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分兵两路北定中原之深远谋略，更是令刘备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坚定成就王霸之业、兴复汉室之心。此后，刘备政权之发展未脱离此轨迹。可以说诸葛亮非凡之才智彻底征服了刘备，刘备与他“情好日密”，对此，关羽、张飞等刘备“军事班底”骨干自然就不高兴了，史书虽没有记叙诸葛亮的反应，但他出山的第一个作为不得不令这些军头折服。
我们曾在《刘备》篇说过，刘备在荆州颇受刘表猜忌，刘表派其领兵数千屯于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以防曹操。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之时恰逢曹操欲兴兵南下，刘备兵微将寡，形势异常严峻。《魏略》记叙，诸葛亮为刘备献计，言荆州流动人口不少，而被官方登记在册者却不多，可以告知刘表，让他下令将所有流动人口登记造册，并按此征兵，一定可以扩大兵源。后，刘表采纳施行了诸葛亮的这一计划，刘备的力量迅速壮大。
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大举率军南下，刘表亡，其子刘琮降。刘备一路溃逃，至当阳遇孙权谋士鲁肃，鲁肃劝刘备与孙权联合共抗曹操。其时之刘备士众离散，惶惶不可终日，正为何去何从而盘桓，《三国志》之《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向刘备请命“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刘备遂遣诸葛亮随鲁肃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见孙权。是年诸葛亮二十八岁。诸葛亮此行之成败事关刘备之存亡，其结果众所周知，不再赘述，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与孙权的对话，并试浅析之，一睹其外交风采。
曹操南下，势如破竹，声震江南，孙吴政权面临生死考验，其内部意见不一，孙权一时亦拿不定主意。对此，诸葛亮均已洞悉，他要做的是消除孙权的顾虑，促使其早定抗曹之决心，于是他对孙权语：“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刘备）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先将刘备与孙权结为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可分离。又，孙权实乃军阀，图利耳，不似刘备得背负“伸大义”、“兴汉室”等包袱，故而不需大道理，直言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与曹操争夺天下。又道：“今操（曹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海内。英雄无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言明刘备之“遁逃”乃权宜之计，非畏惧曹操，而是力量尚不足以对抗曹操，独木难支，以之引申出孙、刘两家联合之必要与重要。再言：“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提出孙权当务之急的两种选择，不去评说其之优劣，仅指出孙权之难以决断将带来大祸。孙权乃一代豪杰，岂有不识诸葛亮之意，反问道：“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此问可谓将诸葛亮逼至绝地，确实不好回答。言降吧，有违江东行之意，甚至是自取其辱。言战吧，刘备溃逃至今，兵微将寡，士众离散，拿什么战，更何况又临上门求人的境地。不能据实回答，只得另谋他途。诸葛亮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其意为田横只是一介壮士，都能以死守义不甘屈辱，何况刘备乃汉皇室后人，更不可能降曹取辱，而你孙权颇有实力，难道不如田横这样的壮士吗？此语反倒难住了孙权，亦取得了诸葛亮期望的效果。孙权异常激愤，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但，即便是孙、刘联合了，能否战胜曹操呢？孙权没有把握。为打消孙权之顾虑，诸葛亮准确地揭示出貌视强大的曹军之短，核心既是不习水战。同时，他又激励孙权，只要战胜曹操，鼎足之势即可形成，这于欲成就王霸之业的孙权，岂有不动心之理。
赤壁战后，刘备得到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有了立足之地。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事中郎将，负责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之军事，征收赋税，扩充力量。对此，史书记叙较少，但从刘备集团能在此成功安营扎寨的情况来看，诸葛亮对三郡的治理和征调赋税工作是极有建树的。又，诸葛亮知道人才对蜀汉事业建设的重要，积极笼络之，将一批杰出人士聚至刘备麾下，诸如庞统、刘巴之流。刘巴是在刘备入主成都后方为其所用，但基础当是在此时由诸葛亮打下。另，诸葛亮推行“和好”的民族政策，善待少数民族，取得了他们对刘备政权的信任与支持。
公元214年（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夺取成都后，为化解我们在《刘备》篇里言及的班底派、荆襄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建议刘备打破派系，抛弃前嫌，人尽其才，将他们用到合适的位置。为彻底扭转刘璋统治益州时的德政不举，刑法不施，豪强凌弱的混乱局面，诸葛亮牵头制定并颁布施行了法令《蜀科》，《蜀科》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法治思想。由于诸葛亮执法公正，深得百姓信服。除此，诸葛亮尤其重视农业生产、经济建设与改变奢靡的社会风气，其中之大兴屯田、抑制豪强兼并土地、设立堰官管理都江堰、经营盐铁、发展蜀锦、反对奢侈、禁止酗酒等，均为明证。可见诸葛亮治蜀可谓是抓住关键，多措并举，以求达于国富民强之目的，为其后北伐中原，兴复汉室打下坚实基础。
公元219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兴兵夺得汉中、房陵、上庸三郡，至此，诸葛亮《隆中对》里“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基本实现。而其年，镇守荆州（部分）的关羽亦兴兵讨伐曹操，围攻襄阳、樊城，早已虎视眈眈的孙权立即出兵袭夺荆州（部分），并擒杀关羽，孙刘联盟破裂。有史家将失荆州多归罪于诸葛亮与关羽，笔者以为有失偏颇，何言？前面我们说过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谋划之关键为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接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分兵两路北定中原，这已得到刘备集团的认可。此时，于关羽而言，北伐的条件已具备，加之刘备刚打了大胜仗，看来强大的曹操似乎并不似想象中的那般可怕。于诸葛亮来说，恐怕亦是要换一条战线探测一下曹操的虚实。如若硬是要找出“罪魁祸首”的话，只能是天时了。因关羽出兵“天下无变”，何况孙权是要在其后捅刀子的。
公元221年（蜀汉章武元年），刘备亲统大军东下伐吴，看似为关羽报仇，实则欲夺回荆州（部分）。关于刘备东征，史书对诸葛亮的态度没有明确的记载，对此历来争论较多。笔者以为诸葛亮是同意（至少默许）的，为何？荆州事关蜀汉北伐复兴汉室之大局，若不夺回，何谈两路用兵。此后诸葛亮屡次北伐，无功而返，多因巍峨绵延之秦岭艰险难逾，后勤供给运输困难所致，哪里比得上荆襄水陆交通之便利、快捷。刘备败于 亭，不能言其无能，只能说他对满腹韬略的对手陆逊缺乏更多的了解，加之其旁侧又无诸葛亮、庞统、法正这样的谋士，亦无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猛将。为此，听闻刘备兵败，诸葛亮只能发出如是叹息：要是法孝直在，主上（刘备）就不会遭遇惨败了。
公元223年（蜀汉章武三年），刘备亡于永安（今重庆奉节县），托孤于诸葛亮。《刘备篇》我们言及，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实属情非得已，但江山事大，稍有不慎自己倾一生之心血建立的国家瞬间将化为泡影，甚至要赔上刘氏全族的性命。为此，他安排了李严为诸葛亮之副，进行牵制。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他准确抓住诸葛亮忠贞之思想命脉，运用强大的道德武器对诸葛亮给予致命一击，令其动弹不得。政治家的高明，由此可见一斑。于此，诸葛亮是心知肚明的，史书虽没有明确记载他真实的心里反应，但肯定是诚惶诚恐、充满委屈的。此前，刘备携庞统取成都，留诸葛亮镇守荆州（部分），佐之者不是旁人，却是刘备的义弟关羽与张飞，及跟随刘备多年的赵云。若说荆州重要吧，为何后来留守荆州（部分）的不是谨慎且持重的诸葛亮，而是刚愎自用的关羽呢。再则，刘备取成都，庞统死于非命，需要第一流智囊相助，他身边不是还有智计足以让诸葛亮佩服的法正吗？其中之意，诸葛亮不可能品味不出来。自离开隆中追随刘备至此，诸葛亮可谓是殚精竭虑，劳绩颇丰，深受蜀汉一班文武之敬重，其忠贞之心可昭日月。而弥留之际的刘备仍对他存防范甚密，此情此景，他的一颗赤诚之心，一腔委屈向谁道去？诸葛亮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放下内心深处的抱负，为了实现心间那个近乎神话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不息，穷尽短暂而漫长的生命。
刘备亡后，蜀汉政权开始走下坡路，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人才凋零。刘备时期聚拢的文臣武将如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马良、关平、马超、刘巴等相聚亡故，余下的多已垂垂老矣。这一时期，诸葛亮主要是在内政外交上下苦工夫，积极为北伐作充分准备。内政方面，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兴教育，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强化对蜀汉官员的教育管理，提升其德能。外交方面，积极消除刘备 亭兵败的负面影响，遣邓芝出使孙吴，恢复孙刘联盟之友好合作关系。
诸葛亮安内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举措即是平定南中（今天的四川南部、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西部、以及缅甸的北部）。南中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民风彪悍，多有叛乱。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率军征伐汉中，《襄阳记》载，临行之际问计于马谡，于是马谡为其献上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之策，诸葛亮采纳了，由此平定了南中。这应该不是实情，因出兵乃军国大事，岂有不早定策略之理。为此，诸葛亮与一班文臣武将定是反复研究、制定与论证通过。至于诸葛亮问计于马谡，恐怕是要考量一下后辈的。诸葛亮至南中，连战连捷 ，将叛军击溃。其中一个叫雍闽的叛军头子，兵败后投奔了在少数民族中极有威信的孟获，并煽动众多民众为乱。《汉晋春秋》载，诸葛亮始终贯彻“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之既定策略，于与叛军遭遇战斗间对孟获七擒七纵，因之征服了这里的民众。为加强对南中的管理，诸葛亮积极推行民族自治政策，大力普及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在此设立了 柯、越 、朱提、建宁、永昌、云南、兴古七郡。
平定南中，诸葛亮不仅收服了人心，还收获了此地的金、银、铁、皮革、兵员等大量资源，极大提升了蜀汉军队的战斗力。下面，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北伐中原。
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对成都的留守工作精心安排之后，遂大举北伐。北伐兵士之精锐、武将之勇猛、谋士之超绝，实属蜀汉政权历次用兵之最。足见诸葛亮北伐之决心与信心。临出发前，他上书一道予后主刘禅，即众所周知的《出师表》（前）。表文可谓是文气激昂，情真意切，用心良苦。笔者试作简析，以观其时诸葛亮之心、之情、之志。
表文第一段扼要分析蜀汉政权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后，开宗明义提出北伐之目的。既然益州疲惫，那么北伐有必要和胜算吗？诸葛亮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就是臣僚与将士励精图治、舍生忘死之精神气概。第二段告之刘禅要依法执政，以之提高执政能力，由此可窥诸葛亮很是担心年轻的刘禅没有政治经验，胡作非为。四两段告之刘禅在处理政务与军事时碰到难题与疑惑当咨询什么人，仿佛严师慈父，千叮万嘱仍是放心不下。第五段继续为刘禅阐述道理。在诸葛亮看来，刘禅年轻而缺乏政治头脑，尤其是为君之道必须讲深，讲透，有助于他的成长。六、七两段主要回忆自己的经历，仿佛要完全剖开自己的一颗赤诚之心。同时亦指出了此次北伐的大好时机。最后一段表明自己北伐的决心。说明诸葛亮对北伐是满怀信心与期许的。
从公元228（蜀汉建兴六年）年至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诸葛亮五次北伐中原，尽管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然而最终仍是壮志难筹，无功而返。可谓是时也，命也。其间有几件事颇值一叙。
一为公元228（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兵出祁山（今甘肃礼东县东），首次北伐，马谡有违诸葛亮之部署，从而丢失街亭（今甘肃庄浪县东）。对此，有议者认为诸葛亮识人不及刘备。从诸葛亮向刘备推荐庞统、蒋琬、刘巴，及其后建议刘备打破派系用人来看，对他的知人识人是不必怀疑的。至于误用马谡，那是逼不得已的事，其时诸葛亮麾下人才凋零，而马谡乃蜀汉后起之秀，曾于蜀汉平定南中前献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与诸葛亮不谋而合，诸葛亮不用他，还能用谁？况且刘备重用之关羽还丢失了荆州呢。
二为《蜀志》载，诸葛亮首次北伐中原，不用魏延奇袭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之计。对此，有人认为他痛失好机会。其时，诸葛亮欲攻取的目标非为长安，而是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一带），中途改变战略岂非儿戏。加之魏延对敌方守将及布防情况之了解如同雾里看花，未必看得深入、透彻，何况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即便侥幸得手，亦要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最终是要被剿灭的。
三是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司马懿对峙于渭南（渭水南岸）一百多日，司马懿坚守不战，后诸葛亮病亡。因此，坊间民众多以为司马懿克死了诸葛亮。这是当不得真的。其时，诸葛亮已病入膏肓，《魏氏春秋》载，诸葛亮遣使至司马懿处，司马懿问及诸葛亮寝食情况，使者回答说诸葛亮晚睡早起，大小事务均亲力亲为，食食极少。就此，司马懿已推断出诸葛亮即将死去。可见诸葛亮之死为病亡。
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五丈原镇）。生前，他曾向后主刘禅上表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见《三国志》之《诸葛亮传》）
一代贤相诸葛亮与世长辞了，他留下的是一个即将倾覆的国家，一个令他难以放心的年轻皇帝，一腔未酬的壮志，一段言之不尽的佳话，一笔感动古今的财富……
为此，唐代诗人杜甫在其诗《蜀相》中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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