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三则
王仕学
一
1978年9月，我12岁，考入一中初中部。开学的第二天，与一些同学爬学校后山，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使坏，对着地埂上烂南瓜踢一脚，南瓜滚下来，正打着我，瓜瓤弄脏了我的新衣服。离开父母的酸楚、被人欺负的委屈、农村娃娃的自卑一齐涌上心头，我一边放声大哭，一边端衣服到自来水管那儿去洗，可不知怎么洗。班主任张元玮老师的爱人李 闻声赶来，先安慰我，将哭声止住，然后轻言细语地教我怎样浆肥皂，怎样揉搓，怎样清洗。过了几天，几个农村同学不习惯城市校园生活，偷偷回家，又被家长送回学校。中秋节张老师担心我们想家，出钱买月饼买葵花瓜子，把农村同学叫到他家过节。在兴义文庙大成殿后面那个古老的四合院里，月光皎洁，古树婆娑，同学们磕着瓜子咬着月饼，听张老师讲他参加游击队的故事，讲在他在贵阳师院学习的故事，讲农村同学不要自卑的道理。若干年过去了，老师那清瘦的面容，那谆谆教诲，恍然如昨。
张老师自费买了一套工具，看见那位同学的头发长了，就叫去他家理发，每次可节约两毛钱。为了缩小农村同学与城市同学学习上的差距，周末牺牲休息时间坚持为我们义务补课，不仅补他教的数学，还补其他老师教的英语政治等等。他掏钱订报刊挂在教室里供我们阅览。刊物上有特别感人的励志文章，他就收集起来，上班会课读给我们听。比如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啦，苏阿芒自学几门外语，最后成才啦，等等。动情之处他忍不住流泪，或激动得掀翻帽子，露出白生生的秃顶。李 是校医，我后颈上生个脓疮，她为我清洗，换药，像母亲那样细心耐心。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支持我读书上想打退堂鼓，张老师知道了，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是“三好”学生，考取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凭着这句话，父亲咬牙支持我读完初中。
高一年级读了一个月，我最终因家庭困难转学至郑屯，最后考入师范。听同学说，张老师多次为我们惋惜，认为土地承包早搞一年两年，几个成绩好的农村同学读完高中的话，可以上很好的大学。听到这些话，我心里隐隐作痛。于是在师范就异常勤奋，坚持自学高中英语地理历史，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来报答老师的期盼。天随人愿，师范毕业我因成绩优异保送进入贵师大。张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参加工作后我拜访张老师，谈起我在师范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呵护备至，学生戏称为“冷面杀手”，张老师连声说“好”。李 在一旁笑着说：“你那时胆子小，害羞得像个姑娘，不想现在还搞学生管理。你是学张老师吧。”我只是傻笑。张老师在昆明安享晚年，前几年我出版了散文集《峰林絮语》，托人转送与他，不知他受到没有。
张老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他们没有给我们身体和生命，却重塑了我的灵魂，给了我知识与修养。
二
同学当中我最感念的是李姓同学一家。他父亲，我喊李叔。落实政策之后，李叔安排在顶效区的磨盘山农场，李同学读一中高中，我读师范。农场离郑屯我家不远，假期我们经常走往。李叔是河南新野人，南下干部。大概我比较乖的缘故，李叔喜欢与我聊天，他怎么在南京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怎么参军，怎么来到兴义，等等。有时也讲一些北方的笑话。他送了我一本书《伟大的道路》，那书我保存了30多年，上面有他的签名。每次翻阅这书，我就忆起他高高的瘦削的身影以及那浓浓的河南口音。他去世的时候，我守灵，护送他火化，直至安葬，我只能以此来感谢他。
李同学的母亲姓徐，我喊徐 ，捧乍人，徐家是当地的大户。徐 不识字，很善良，擅长做裁缝，在农场附近的村村寨寨，人缘很好。她笑起来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线，看到或想起她笑的神情，我就感到温暖。我家一山之隔的一个村庄叫老王田，有个姓郑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勤快孝顺，到农场做零工，徐 很是喜欢。想要这个姑娘当儿媳，李同学虽在读高中，毕竟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也动了心。不料那姑娘害白血病死了，徐 很伤感，责成李同学到坟上去看过。我读西方爱情小说，读到类似情节，就会想起李同学这个美丽而凄婉的人生插曲。前段时间我遇到李同学，聊起这件事。我说：“这事今天看来是不是不靠谱？”李同学认真想了一会儿，才说：“不尽然。我妈喜欢就行，我们家找媳妇不看家庭背景和文化水平。”听完，我愣了半天，细想他说得有道理。
后来李叔调进城，李同学家住在老专署，徐 在铁匠街开了一个小卖部，生意很好。徐 说：“别看这店小，几姊妹读书的费用都靠它。”说完，那温暖的笑容，再次如花绽放的。每次去贵阳，我就去李同学家住。徐 给李同学煮几个鸡蛋，也给我煮几个鸡蛋，她把我当儿子看待。李同学去我家，他带糖果，我们家就第一次吃高粱饴。他带两个西瓜，我们家就破天荒地吃到西瓜。高粱饴那软软的甜甜的味道至今难忘，而那西瓜曾经让我妹妹吃撑了躺在条凳上站不起来。城市同学带着眼镜，文质彬彬，不嫌贫爱富，走进我家那破烂的瓦屋，谈笑风生，父母觉得很有面子，弟妹感到好奇，我则感到自豪。谈论李姓同学一家的人和事，是我们家一个乐此不疲的话题，难免添盐加醋，它发酵的是愉快。
三
2017年初冬的一天，爹打电话说，寨子里余爷爷病得快不行了，趁他神志清楚，能说话，回来看看吧。我急匆匆地买了些糕饼，赶回老家，直奔余爷爷家。余爷爷在堂屋里躺着，已经上了氧气，他得的是肺癌。
“爷，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三月份检查出来的，如今不行了。”老人欠了欠身子，算是招呼，一脸笑意。
“什么都吃不下了，来看就看吧，还买东西来。”
“爷当年对我有恩啊！我在一中读书，爷去县教育局开会，不时拿钱拿粮票。那是雪中送炭啊!”我声音轻，却动情。
“就拿过一块钱。”他纠正。为了保持他的精力，我不再说话，只默默地望着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爷在一所公办小学教书，是我们寨子里唯一有工作的人。他从不抖架子，谁家急用钱，爷总是借给。1985年我去贵阳上大学，亲戚没有五毛一块地凑，爷却送了5块钱。在当时，尤其是农村，那是一份厚礼。他家也有几姊妹正在读书，开支大，家里人埋怨，不理解，爷也不管。后来他家办事，母亲设法还了礼，但还是经常念叨，要我记住这份情。每次在寨里或其它地方相遇，我总是恭敬地抢先打招呼。
如今，张老师、徐 已寿登耄耋，我的父母已年逾古稀，余爷爷已病入膏肓，我和李同学已年过五十。我无法忘怀他们善良的言行，那是我青涩少年时代一串又一串的红灯笼，在我生命历程风雪交加湿滑泥泞的时候，曾给我温暖，曾给我希望，它催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