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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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操

发布时间:2018-11-27  字体:   点击量:次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信息来源:新闻中心 作者:晓 望

话说三国之一

 

 

  提到曹操,我们首先想到的多是《三国演义》中那个凶残、诡诈、欲篡汉自立,及剧情中那个让人多所诟病的白脸奸臣形象。其实,这是儒家正统思想所致。真实的曹操当不是这般令人讨厌的。那么,历史上的曹操是怎样的人呢?设若仅凭有限的史料,我们是无法还原他的“真身”。如若网络其时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民俗、科技等知识,再加以人性的推导,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真相。

  《三国志》云曹操为西汉相国曹参之后,这免不了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当为不争的事实。《后汉书》之《宦者列传》云:“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也即是说从光武中兴初始起,所谓宦官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太监。宦官为历代所不耻,那等同于外朝九卿的大长秋曹腾,恐怕也是曹操心里的负担。同时,曹嵩的太尉一职亦是靠行贿而来,颇遭舆论诟病,不会是甚么光彩的事。他年少丧母,容貌短小,聪明机智,有心计谋略,喜欢交朋结友,但不务正业。《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曹瞒传》以抑曹为鹄,这里所叙反倒是证实了曹操叛逆的少年天性。孙盛《异同杂语》言他:喜欢博览群书,特别是兵法类,还抄集各家兵法,名为《接要》,又注有《孙武》十三篇。两相参照,少年曹操是否在我们心底更清晰和生动一些呢?其时大名士桥玄、许邵语他:“命世之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按《辞海》所解,所谓奸雄即是用奸诈手段窃取高位的人。许邵为东汉著名学者,如是当面品鉴少年曹操实不可信,疑为孙氏所误,恐为“英雄”更符合常理一些。不过,“奸雄”也好,“英雄”也罢,均是言曹操非凡人也。这是题外话。

  曹操20岁时,被推举为孝廉做了郎官,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担负一县的社会治安维护之责。洛阳乃东汉王朝首都,豪门权贵如云,关系盘根错节。《曹瞒传》言其执法不避豪强,甚至是权倾一时的大太监蹇硕的叔父违法也被他杀之。再后曹操任济南相,所辖官员多交接朝廷权贵,贪赃枉法,影响恶劣,于是他奏请朝廷,罢免了其中八县的长官。《魏书》亦道他“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后为汉相、魏公、魏王的他,治军治国之严明,由此可窥些许端倪。然,其时朝廷昏聩、社会分崩、上下离心、官场腐化……东汉王朝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曹操的作为,又岂是龌龊的官场所能忍受?前途晦暗不明,处境危机四伏,他作出明智的抉择——急流勇退。《三国志》之《武帝纪》曰:“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故里。”《魏书》对他退守故里的生活如是记叙:“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可谓文武兼修,以待时日。后诸葛亮耕读于隆中,其心意与此时的曹操应该是相通的。

  公元189年,董卓入京,行废立事,京师大乱。《三国志》之《武帝纪》曰:“卓表太祖(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伐卓。”由是开启了“魏武挥鞭”、南征北伐、平定天下的辉煌途程。曹操一生功绩颇丰,建安十八年受封为魏公,朝廷认为他的劳绩超过了伊尹和周公。诸如我们熟知的战黄巾、讨董卓、迎献帝、败袁术、杀吕布、灭袁绍、征马超……等等。宏图大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英雄本色……彰显无遗,响彻古今!不过,这些仍不足以还原真实的曹操,还得探究那些业已被我们忽视、肢解和孤立的“事件”。

  董卓入京,京师大乱,天下震动。公元190年元初,军阀们纷纷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以讨董卓。其实,讨卓扶汉未必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各怀鬼胎的。令曹操愤慨的是袁绍等人拥兵10万余却不图进取,“日置酒高会”,又对他的谋划置之不理。与其同流合污,失信于天下,不如选择离去,别作他图。《三国志》之《武帝纪》曰:“太祖兵少,乃与夏侯等诣扬州募兵。”稍后,袁绍和韩馥欲立皇室宗亲刘虞为帝,曹操“拒之”。《魏书》录有他的一段话,可谓正义凛然,心存汉室,尤其“诸君北面,我自向西”更是态度决绝。此前,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曾图谋行废立事,亦被他断然拒绝。看来,大名鼎鼎的许子远,只怕亦是耐寂寞不了的。《魏书》录下的曹操这段话何其的义正辞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至此,袁绍等军阀豪强心底之鬼胎在他眼里全暴露无蔽。

  吕思勉先生在《三国史话》中言曹操终其一生不肯废汉自立,始终恪守“封建时代的道德”。其时,坚守道德是内心的行为,而废汉自立却是要讲求实力的。下面来看曹操是如何积攒力量的。

  我们都知道,曹操从公元189年底由己吾起兵讨伐董卓,他的力量是极其微弱的。所谓实力决定一切,于是就有前面言及的袁绍等人对其讨伐董卓的谋划不予理睬之遭遇。公元192青州黄巾军百万人破入兖州,后转攻东平,鲍信等人迎接曹操兼任兖州牧。随后,曹操在寿张县东与黄巾军展开激战。此役,迫降黄巾军三十余万,男女人口一百余万,收编其精锐组建的“青州兵”,成为他此后征讨四方的强大班底和中坚。从公元193年至公元200年,曹操率领“青州兵”灭袁术、伐陶谦、服张绣、迎献帝、平吕布、逐刘备……虽险象环生,却也顺风顺水。其间亦大兴屯田、网络人才、整治州郡等,实力与起兵初始不可等同。

  该是与袁绍一决雌雄了。

  袁绍出自东汉顶级名门豪族,为群雄讨伐董卓之义军盟主,袁门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当然,在群雄逐鹿时代这算不得最重要。他据有的广阔土地,众多人口,及庞大的军事力量才是傲视天下、 震慑群雄的雄厚资本。曹操碰到真正的对手了。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曹、袁皆屯兵官渡,著名的官渡之战拉开大幕。此役结果举世皆知,不必多叙,且看生发于曹操自身的一些“事件”,对了解其应该多所裨益。曹、袁于官渡对垒之初,为绝后患,曹操决定东征刘备,众将不解,劝阻之。但他认为刘备是人中豪杰,必须剪除。而袁绍“见事迟,必不动也。”后得胜归来,袁绍果然没有行动。曹操东征刘备,将其除掉是真,恐怕消除袭扰,潜心对付袁绍更是实情;是年八月,曹军粮草几尽,曹操致书荀,打算撤军。荀审时度势,劝他坚持一战。他采纳了;对峙期间,袁绍谋士许攸来投,劝曹操偷袭淳于琼押运的袁军粮草。曹操采信了,亲自带兵去袭。《曹瞒传》对许攸来投所叙较细,如“跣出迎之”,隐瞒虚报粮草等,其意无非欲布曹操之诡,丑化之。殊不知此举却反证曹操迫切求才、留才之心;败袁绍后,曹操缴获了大量物资及资料,尤其发现了己方众多官吏和军人私通袁绍的信件,他没有追查,全付之一炬。对此,《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尤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迄今历时久远,相关史料多所亡佚,然曹操之知人、用人、容人的胸襟气度,及审时度势、不惧艰险、勇于坚持的意志智慧足可管窥。

  击败袁绍,之后又平定乌丸,彻底扫除袁氏残余势力。曹操的目光由北而南。刘备和孙权就要大难临头了。

  从曹操兴兵“讨不臣”之轨迹来看,其战略为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由北而南。到公元207年,除却马腾、韩遂等盘踞关中外,整个北中国全入他的掌控之中。南征前,曹操作出充分准备:一是召马腾入京,以之解除关中势力的威胁。二是修建玄武池训练水军。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率军南下,征讨荆州军阀刘表。有人认为曹操此次南征旨在与孙权争夺荆州,其实未必尽然。夺取荆州是实,因其为兵家必争之地,据之,可与孙权共有长江天险,用兵江东自是便利了。看来,曹操之意是在江东的。出乎曹操意料的是,刘表死了,其子刘琮不战而降。后,曹操移师赤壁,我们熟知的赤壁之战爆发了。此役容以后细述,我们来看看相关曹操的几个事例。

  战前,曹操与刘备有一次交集,即所谓的长坂之役。《三国志》之《先主传》云:“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可见,刘备前半生虽寄人篱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然曹操却是没有小瞧他的。不仅要夺取江陵军实杜绝刘备有所依仗,还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欲一举剿灭,斩草除根。大有欲将胜勇追穷寇之谋略气概;迫降刘琮,《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字里行间,霸气十足,杀意奔流,智计涌动,大有泰山压顶、气吞山河之势。“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震失色。”果然起了作用;败走华容道时,《山阳公载记》曰:“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有自信,有叹惋,亦有轻蔑,但更多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泰然。

  赤壁战后,刘备在荆州有了立足之地,三足鼎立之势遂成。至此,大多军阀已被彻底铲除,仅存刘备、孙权、马超、韩遂、刘璋等寥寥数雄偏居一隅。

  赤壁战事失利,孙刘联盟既成事实,一时难以图之。其后,曹操虽与孙权有过几次交锋,但几无进展,于三足鼎立之大局是无甚影响的,反倒是用兵关中和汉中颇有建树。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春,张鲁占据汉中郡,曹操立即派钟繇前去讨伐,并令刚平定大陵反叛的夏侯渊等人取道河东与其会合。此举引起了关中诸将的怀疑(疑繇欲自袭),于是,马超、韩遂等人纷纷反叛。其实,倘使他们维持现状,终究还是要被讨灭的,莫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关中割据已严重毁损了魏武的统一大业。曹操伐张鲁,意为一石二鸟。到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末,曹操平定了马超、韩遂等关中诸雄,并降服汉中张鲁。至此,放眼天下,汉末割据群雄仅存刘备(已取得益州)、孙权。其时,曹操已年逾六旬。《曹操集》有诗《步出夏门行》云:“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是要矢志完全平定天下的。为此,在其生命最后的几个年头里,屡次亲率大军与刘备、孙权搏击于疆场……然,天不假年,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曹操逝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

  纵观曹操一生,多为南征北伐,故,前文所叙亦多循此轨迹以成脉络。以下,我们姑且出“轨”,来看“轨”外之魏武。

  曹操自兴兵讨伐董卓起渐次登上三国历史舞台,一生疆场驰骋,功勋卓著,晋位魏王,终其一生,没有篡汉自立。儒家正统思想之牢固、其时社会舆论之强大由此可知。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如是云:“……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候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旁言‘汉故征西将军曹候墓’,此其志也。”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劝其代汉自立的声音从未断绝。公元196(建安元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被授予大将军,封武平侯,张《汉纪》云:侍中、太史令王立数言于帝曰:“……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任曹氏而已。”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兵败被杀,《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意。”对此,曹操的反应是“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琚吾著炉火上邪!”《魏氏春秋》曰:“夏侯谓王曰:‘……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然,农耕社会,离乱建业,粮草与人才尤为重要。对此,曹操认识极其清醒与深刻,用功极勤、极大。

先言其屯田租调以实军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击溃汝南、颍川黄巾军后,获得大量劳力和农具,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开始在推行屯田制度(军屯为主),并扩大至各郡国。《魏书》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公元204年(建安九年)又颁布《收田租令》(见《曹操集》)推行租调制度。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棉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再叙其延揽人才以成爪牙。曹操曾对袁绍云:“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见《三国志》之《武帝纪》)他一生唯才是举,即便德行有所缺漏,亦要用其所长,故多聚人才于左右。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颁布的《求贤令》(见《曹操集》)足见其急迫之内心:“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身边,文具荀、荀攸、郭嘉等众之智,武备张、徐晃、许诸等人之勇,可谓文武并列、群贤备至,群星辉耀。且不说容刘备为权宜之计,留关羽乃重其义,而二人名气也着实太大了,但重用叛己之毕谌、魏仲之流,足证其容才之量、惜才之意。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之《忿狷第三十一》所记曹操杀歌女一事,复又坐实其爱才之情。

  又,遭逢乱世,脆弱莫过黎民百姓,朝不保夕,纵然大权在握之将帅高官,亦是杀机四伏的。曹操纵横疆场,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以身犯险,此为英雄本色。不过,对那时时瞄准自己的“明抢”或“暗箭”,他高度警惕、防范未然。《世语》曰:“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见。”《曹操集》之《让县自明本志令》云:“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候国,时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前朝恩封三子为候,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彼时,多用猛士典韦近身护卫,意亦在此。至于《世说新语》之《假谲第二十七》所载,曹操言其可以“心动”知“人欲危己”,怂恿侍从“怀刀密来”其“侧”,“遂斩之”。从此,“谋逆者挫气矣”。此记虽道曹操之谲,但亦足见其对自身安全之重视。

  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操亦杀人,且甚众。莫说那些魂飞魄散于激烈战斗间的万千亡灵,或被屠城的无辜黎庶,就是那有名有姓却因他而亡的鲜活生命,亦是让人心痛万分的。《魏书》、《世语》及孙盛《杂记》共道他于故人吕伯奢家肆杀,为其凶;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杀汉献帝的皇后伏氏及其兄弟,为其残;公元218年(建安二十三年)因太医令吉本等人攻许都、火烧丞相长史军营而怒杀众官,(见《山阳公载记》)为其暴;而逼杀荀与杨修,为其险……

  曹操亦率真。少时,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见孙盛《异同杂语》)不可谓不真。后手握大权、身居高位(魏公)的他于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颁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所叙不可谓不实;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已为魏王的他于弥留之际颁布《遗令》,对其丧事、遗物、婢妾与伎人等的安排与处置,更是简单素朴,情真意切;其他诸如忧患民生、痛悼郭嘉、兴兵复仇、哭葬鲍信、迷恋美妇……等等,亦无不将其真情真性暴露得淋漓尽致、可感可知。

  至于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众所周知,此处不作赘述。笔者每诵读其诗文,却受益匪浅,感慨颇多。其诗歌技法纯熟,境界高旷、慷慨悲凉,情意真切,浑然天成,着实让人爱不释手。

  最后,叙一段至今未果的官司,即曹操是“奉天子以讨不臣”,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此,拥曹派与反曹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所谓“奉”即尊奉,而“挟”就是挟持了。一“奉”一“挟”区别的是忠与奸,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等,可谓天渊之别。反曹派所执之“挟”说,究其根源大抵还是逃不脱儒家正统思想的操控,再加上《三国演义》的流布,说书者迎合坊间大众心理之动机,如是,此说自然就成了大气候。就曹操生前的种种作为来看,笔者倒是采信拥曹派所执之“奉”说。当然,这是题外话。

  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曹操逝于洛阳。随之而去的仅一具凡胎肉体而已,却留下一个时代历史与文学的大格局。

  就以曹操的《短歌行》结束本篇: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下一篇我们说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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