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慎独
  古人历练人生分为四阶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倘若四项都非常完满，培养出的人就能德才兼备造福社会。很显然，“修身”属于古代培育人才的第一要务，这既是选拔贤良的基础，也是造福社会的重要途径。作为栋梁之才，修身不仅仅是读几本好书做几件善事。饱学，是内功；自律，则须内外兼修。几千年来，有个非常特殊的词汇常挂在中国人嘴边，那是修身最高的境界——慎独。
  “慎独”是中国儒家创造出来的修身术，最早载于《礼记·中庸》中：“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了儒家经典里，它被奉为历代修身的理想境界。所谓“慎独”或“慎其独”，可通俗地解释为：小心翼翼地固守本性，无怨无悔地遵循道德，矢志不移地追求理想。其实说到底就是“慎心”，在各种利诱面前靠强大的“精神防线”来抵挡形形色色的诱惑。尤其独处时，没有外界的监督约束，能否轻松把持本性，确属一道大难题。
  《后汉书·杨震传》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王密在昌邑做县令，为了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他始终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恰巧朝廷派来的新任太守杨震和王密多少有些交情。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岂能错过？王密立刻跑去拉拢关系，他不惜血本，竟拎着十斤黄金公然行贿，杨震愤愤地质问：“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毫不脸红地答道：“暮夜，无知得。”意思是并非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我送礼您收钱的事儿谁会知道呢？杨震既是正人君子，又是清官廉吏，他哪里受得了这番侮辱？立刻寸步不让地挖苦说：“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湛湛青天不可欺”，做了枉法的丑事，不但法纪难容，连上天都要报复你！杨震由此获得“四知太守”的雅号，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历史上空回荡了两千年。
  众目睽睽下，道德准则释放一种抑制力。国法当头时，制度条律又强加一种约束力。大多数人可以“慎众”，在人前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然当所有外力忽然消失的“真空状态”时，本性就可能动摇，蠢蠢欲动的私心杂念也将改变人的道德底线和行为准则。“慎独”最能考验人的意志和品行，倘若修身能渡过这道难关，就不失为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资料记载，二战期间德国民众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慎独”精神，这从保护森林的细小举动就能看出来。按照德国法规，刨一棵成材的林木必须在树木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尤其禁止成片采伐。此外还规定，每采伐一棵大树，必须在原地种植一株幼苗，从而确保森林良性循环，永远郁郁葱葱。按说战争期间兵荒马乱，一切法律法规都可被抛到九宵云外去，可令人称奇的是，尽管没人守卫森林，德国民众仍一如既往地遵循原来的做法，按部就班地伐老树种幼苗……这种人文素质，与“四知太守”的情操异曲同工，足见“慎独”于公于私的独特魅力。
  “慎独”这个话题看似古老，却不专属于泛黄的历史，它与现代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干部修养的提高息息相关。刘少奇曾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管，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不做坏事，这叫做‘慎独’。”“慎独”作为一种传统的修身法，不仅在古代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鲁迅先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和更无情的是解剖我自己。”看来他深谙“慎独”的重要。慎独是在人们精神戒备最薄弱时激发出的一种自律意识。慎独之心时刻提醒人们：要战战兢兢地做事，如履薄冰地做人。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古人尚有完善自我的人生理想，现代人则更应见贤思齐，力争达到这种修身境界。

大德与小德
  东晋的陶侃为人正直，清白为官。一次，孝顺的陶侃念及慈母，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带了一坛腌鱼给母亲，陶侃的母亲却原封不动地将一坛鱼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和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从此，他遵循母亲的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勤于政事，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导弹将军杨业功是新时代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典范，是我军新型指挥员的杰出代表。一次，他母亲犯胃病昏迷过去，杨业功请假回家照顾母亲，母亲劝他回去：“自古忠孝两难全，这个理妈还懂，妈要你为国尽忠。”2004年6月，杨业功已是胃癌晚期，母亲到医院看望他，杨业功为没能陪母亲游黄山而愧疚，母亲却把他的双手捧在怀里一字一泪地说：“我的功儿，你已经尽了孝，为国尽忠就是你对妈妈最大的孝敬。”
  母爱如山，良心如枕。岳母刺字，陶母退鱼，天下善良的父母都视儿女为国尽忠为民效力为大孝，而视谋求一家之私为耻辱。一切忠义仁人，都能深明大义，以天下为己任，都深知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道理。“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曹操）。“爱国之情则是放大了的孝心”（菲尔德，美国法学家）。革命先烈们离乡背井，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国；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等党的优秀干部，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公而忘私，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私心膨胀，欲壑难填，把父母的教诲当成耳旁风，一意孤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甚至腐化堕落，最终自绝于党和人民，成为千古罪人，从而也成了最大的不孝之子——成克杰原本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希望他努力上进，为民办事，做个好官，但他却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成了巨贪，被处以极刑。其父得知不久，便气绝身亡；安徽亳州原副市长王德贵，其母曾无数次告诫他要争气，要做好官，但他却在十几年里几十次受贿，最后身陷囹圄，法庭上他曾痛哭流涕，悔恨愧对慈母的一番苦心和殷切期望，但可惜为时已晚。
  古人云：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显然，尽忠报国谓之大德，孝敬父母谓之小德。若要尽忠，必得守廉。故曰“守廉便是大孝”，这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完人与能人
  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求全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可是谁见过毫无缺点的“完人”呢？
  孔子说过：“无求备于一人。”鲁迅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要一个人大事聪明小事也精明，极少，大事聪明小事糊涂的好，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糟。能人一般都是大事不糊涂而在小事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是“两头冒尖”的人。使用能人开创事业，本身就带有探索性和风险性，谁敢保证没有一点闪失呢。选用人才一般都应选用有缺点的能人，如果求全责备，天下就无人可用了。古往今来，因为“求全”、“完人”的误区，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也不知因此而演出了多少扼杀人才的悲剧。
  既然实际上不存在“完人”，又为什么总有人想用“完人”或苦心寻找“完人”呢？原因全在于用人者的主观标准，他们所追求的“完人”实际上是“听话”、“顺从”的人，在他们眼里，这种人几乎“完美无缺”，叫他干啥就干啥，叫他往东他不往西。这种人与其说是“完人”，不如说是庸人，多是无能之辈。“完人”者，庸人也，如果选用人才时采用这种“完人”的话，我们事业的成功就无望了。因此，在用人上不能太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