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如茵晚吟时

吴厚炎

  记忆中，我初到兴义时的印象，不是车过田畴，已作金黄的响水坝子，以及隐约可见的半坡山城，而是风过拂车，迎面扑来的行道树——杨柳。它们径可盈尺，扭曲粗皱，散条纷披，随路迎送。后来打听，说是解放前某县长当政时栽的，当问及姓名，竟摇头不知。因而，触动我的，自然不是绿色不满枝头，已近迟暮的树木，而是那县长“亲民”的德祉，其影响，大约不在身前，而是身后。本来，栽几棵树，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功德，何况，还未必亲自动手呢？但普通百姓竟能不忘，这就值得玩味。

  由是想到，朝夕相伴的老师，几十年后，会给自己留下些甚么迹印呢？

  岁月的流逝，可能会让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无法重现，但老师的苦心孤诣，往往就是在看似平常的日子里，予我们熏陶。好比时雨润泽新芽出，春风拂面不留痕。他们的价值，其实已在我们身上延续。因而，教师予学生的一鳞半爪印象，虽经脑海波涛的洗涤不能褪去，正是远去的流光留给韶华的遗痕。但它不一定是金子的闪光，就象号称“金州”的人，并不住着“金屋”，自然也不能“藏娇”。

  四十多年，身处贵州西南之一隅。贵州偏矣！何况“西南”而更在一隅？因而，这山野的文字，即便是吉光片羽，大约也进不了省城历史博物馆吧。

  小学四年级时，贵阳解放不久，我十岁左右。现唯一能记住的只有《劳美》课。那其实是手工劳作加上童话故事的熏陶——能力与心灵的美育。从保存的当时的成绩单看，我总成绩不过68.85分。但为什么对当时女教师手指的灵巧，和娓娓道来的神情记忆犹新呢？以后，这类课程似乎取消了。再后来，活生生的对象，成为教师灌输所谓知识的“模件”，既中规中矩，又光滑统一。

  当时那“成绩单”，还附有一毛边纸的“鉴定表”，其“思想意识”一栏，个人意见是：我不分男女界限。小组意见则为：表面不分心里分。教师意见是：．能团结。“纪律”一栏，个人意见是：我守校规。小组意见则同意。老师意见却是：有时上课、集会说话。另有劳动、清洁、集体活动等栏目。从中可揣摩当时思想教育的趋向、成效和方法。解放初，这种讲真话的传统不知后来怎么代之以大话、空话和套话，并成为某种时尚的习俗。这同“西学”的讲究所谓“概念”、“模式”、“形式化”、“形而上”等等，不知有无关系。

  之后，我转入市西小学。所有教师中，只对三位有印象。其中一位，于讲堂上用了“中日战争”一语。当时觉得：为什么不用“抗日”而用“中日”？在这学校两年，所有功课一概记不起，但她这句话，难于忘却。对她的体态，也只有模糊的影子。我想，这可能同当时抗美援朝的背景，以及校长的治校有关。校长钟兰，短发、眼镜、列宁装。尤其是戴眼镜的模样，之后总让人想起柔石来。大约听她训过几次话，但一个字也想不起。她那神态与装束，至今仍活现于眼前，不象是“土八路”，据说一解放，学校即由她接管。还有一位教师，模样已想不起，但有桩事，仍然记得。当时学校后操场有一石桌，离围墙不远。桌旁有一桂花树，不甚高的主干，平斜出一碗口粗细的枝干，约一公尺许，已无梢尖，近于半枯。平时，我们爱爬桌上树，攀那枝干“吊”着玩，但须排队。一日轮着我，身子晃悠晃悠正“吊”得高兴，咔嚓一声，树断人掉。所幸只将尾椎骨狠狠地“抖”了一下，头有些晕。同学哄笑中又开导：扛断树去自首吧。——他们其实是想逃避参与磨损的责任。大家簇拥着，就去了教导处。老师批评我不爱护公物，同学则说我要当“赔匠”。我双手托起断树问老师，现在该怎么办。老师说，怎么办？拿去按在树上接好。我问：该怎么接？有人插嘴：用黄泥巴。又是一阵哄笑。尴尬中，老师也一定在窃笑吧？而我始终不敢正眼看他，所以，至今仍弄不清他的模样。之后，好象没有处分，也没有赔，就混到小学毕业。

  在今天看来，上面所叙，虽然是两所学校，其中，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内核”，恐怕还是我们早已有的以“人”为本的传统。至于这“人”，之后如何演为“工具”，以至‘“工具理性”越演越烈，恐怕就不仅仅是教育家研究的任务了。

  却说中学六年，是在威西门一所中学度过的。对那些规规矩矩的本本内容，印象深刻的并不多，倒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东西，会沉积在脑海。用妻子的话说，多是些歪门邪道之类。我想，那些有用的东西，恐怕已化为血肉，而自己不知觉罢了。留下的，多半难以消化,以至成为“结石”，欲去之，似乎又不能。这样，我的“印象”叙述，就只能是“正说”，而非“戏说”。

  教语文的唐老师，那时三十七、八岁吧。中等个，富态端庄，不拘于讲台，常含笑游走于过道，巡回讲解，仿佛要与音调的起伏相谐，又要同听者的一呼一吸应和。那风韵，如同她的稳沉不拘，庄重自如。后来，唐老师有事，临时代课的某老师，偏瘦、眼镜、卷发。讲授《窦娥冤》，说到“羊肚儿汤”时，声情并茂——哭了起来。但似乎无人响应，倒替她有些难为情，是不是我们心肠有些硬呢？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王老师。五十来岁，人矮胖，眼袋垂，唇较厚。花白短发梳理平顺。只上过我们一堂公开课：《论语·雍也》的选章。语调铿锵，顿挫抑扬，在可容数百人的礼堂，犹如击罄传音，扣人心扉。所以，至今仍记得：“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与老先生异趣的，是同为王姓的之范先生。为兴义人、贵阳名医王聘贤的公子。身材修长，发蓬松而面色红润丰腴，年近不惑。恐受家学影响，气质闲雅倜傥。上过我们几节语文课。一次，让写日记，有同学问可否写某年某日，先生笑答：可以——1930年的也行。其实不行，我们还未出生呢。师生也就相互会心一笑。可惜，“文革”中，他竟因《山城纪事》一书，含冤而逝。

  如果说语文给人以情趣和风趣，数学则予人以理趣——以“趣”而言“理”。人称“肖代数”的肖老师，年纪似乎最大，高瘦，慈祥，笑意随堂生发。爱用比喻。比如，演算复杂的方程式例题，他说，大括弧就是大包包，中括弧就是中包包，小括弧就是小包包——大包包装中包包再装小包包。解题时，就象解包包，但要先解小包包。底子好的同学，立马响应，随先生去“解”包包。反应慢的则墨者黑也不明其“理”——小包包既然在大包包里，不先解大包包，如何能伸手进小包包？例题解完了，包包仍然是“包包”，解不开。

  刚毕业于西师的熊老师则与之不同，只消看他眼球的灵动，就知道其反应的敏捷。因而，他教《立体几何》，语速、动作甚快，稍不留神，即跟不上，怕他说笨——因他虽然也微笑侃侃而谈，却因年龄关系不够慈祥。那讲授的风格，就象他平时玩单杠，向前一跃，即“反身蹬足起”，动作干净利落。有时，还会坐在杠上，瞧你两眼。我自叹不如，不能“反身”，只能正面上杠。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他的学友莫老师。教《平面几何》，语调迟缓，有些暮气。看那体质，可能不爱运动。而他的四川方言，又让人头痛。比如，他说“80度”，我们听的是“拜斯度”；“延长出去”，则听成“燕唱区去”。

  至于英语，学了三年，除了能说“这是一支钢笔”，“鸟儿在绿色树上”这类外国话外，还学会了一个美式英语的“弹舌音”。因我们张老师，抗美援朝时，当过翻译。这对后来大学习俄语的“弹舌”，算捡了个便宜。但老师样子严肃，终于不敢请教：美式英语的“缴枪不杀”该怎么说？

  最有意思的是教体育的陈老师，身材不高，已渐发福，但仍精悍。出于热心，他将校园较为耸直的楸树，让木匠变成单、双杠和爬杆。有一次，分组训练，我们五、六人一排，站在沙坑旁，他跃上单杠作示范：抬头、挺胸、收腹，人就挺直微斜，架在单杠上，样子很优美，因他原先就是跳水运动员。他正向前翻滚的一刹那，竞有一股气，从臀部冲出后便盘旋于上下，我们也不约而同应声大笑。他不示范了，跃下杠，说：笑笑笑！笑狗屁！只得收起“余笑”，似看非看瞟着他……陈先生也未计较，又跃上杠去。他爱人就是我们班主任，教植物。每当忆起那种情状，就会想起她说的：“菜豆”，就是四季豆。前年去贵阳，专程到学校探望班主任，但听唐老师说，已离省寓居。四十多年，竟未能见一面。

  那时，学校没有专门的医务室，偶尔的小病痛，可到总务处找某老师要点药。我们口中无味，想弄点糖一样的东西，就装作咳嗽，找某老师讨点“含鸦甘草片”。好象不开处方——避免小题大做？一次，我和包同学又装着咳嗽进总务处。他刚伸手去接，某老师突然说，你早上就来过一次呢！你这手，我一眼就看出，是严重缺乏甲种维生素。果然，包同学的右肘，那皮肤象排着一层层的鱼鳞，灰白色。包同学的脸顿时红了，我也很难为情，跟着讪讪地离开。但又有些不甘心，隔了几天，课外活动时，又去总务处。刚进门，就听窗外操场上，有人惊叫：手杆弄断了？我伸头出窗外，只见包同学站在跳箱旁的垫子上，弓背向右弯斜，样子很痛苦。这时，某老师也靠在窗前，将老花眼镜捋到鼻尖，向外望去，喃喃地说：看，锻炼哕——炼断。

  我至今弄不明白，发甘草片的某老师，为什么会那样说话，因那决然不是幸灾乐祸的口吻。这正如我的回忆，细节可能有出入，但主要事实，大体不差。因而，也就没有唐突亵渎师长之意。

  我想，几十年前的印象，会如此清晰刻在脑海，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可惜，我们的教育心理学，尚未涉及这个领域——姑且称为“教育印象心理学”。那么，作为教师，我们会留给学生什么印象呢？或者，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