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趣事

王仕学

  站在岔江百年永康桥上照相，一只脚在罗平，一只脚在兴义，一步跨滇黔，那是很气派的，因为那桥的正中央是黄泥河的中心线，类似中俄边界是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俗话说“山分梁子水分沟”，大体是对的。脚下这黄泥河就是滇黔两省的界河，再南端的南盘江是黔桂两省的界河，往东的北盘江是安顺地区与黔西南州的界河。之所以说大体上，是因为往西北方向不到四公里，情形就不同了。两省雍正五年（1727）划定云贵边界的时候，以黄泥河为界，车湾、犀牛塘、岔江等地属于云南。嘉庆十一年云南陆良进士陈熙来兴义来当知县。嘉庆初年，苗族布依族起义（朝廷称“苗乱”），渡船被起义军焚毁，之后，江底渡一直废弃。为了加强滇黔两省的经济文化交流，他决定重开江底渡，并设为官渡，即不收过往可上及行人的费用。那么拿什么来保证义渡运转呢？思考再三，打算买云南车湾、犀牛塘、岔江三个地方的土地，然后出租，租谷养活船工。消息传出，江西商人奔走相告，愿意募捐购买。国家没有花一钱银子，那片土地就买下来了。1942年晴隆沙子岭至江底的公路通车，滇黔两省立界碑，贵州拿出咸丰三年兴义知府张编的《兴义府志》，上面有陈熙写的《江底义渡记》，文中叙述了购买那三个地方的史实，这碑便立在车湾的尽头。碑上刻有兴仁行署专员刘时范、兴义县长刘守刚的大名。兴义版图像细细的钥匙沿九龙河伸向云南那把大锁里，戏称“滇黔锁钥”。另一种说法是云南主阴，贵州主阳。上世纪90年代，修筑南昆铁路，两省划界再起波澜，主要是十八连山是以山脊还是山腰为界，有些模糊。兴义又抬出那篇史料和找到刻有“兴义铁树宫”的錾字垭口而圆满结束。2012年兴义文物部门在江底古渡不远一户人家猪圈上发现了道光年间的《江底义渡记》石碑，如果再打官司，这块古碑恐怕也要抬出来了。

  但是，边界更多的是犬牙交错。兴义人到威舍要经过云南富源古敢水族自治乡。到了威舍要到其管辖的阿依村则要经过云南黄泥河镇。站在七舍八环地的山脊，回首七捧高原，俯瞰坝佑坝子，很气派，那山脊似乎是七舍镇与下五屯的分界线。不过七舍人翻过山脊到八环地平坦的地方开垦，下五屯人鞭长莫及，站在田坝里，看着云雾缭绕的山顶，只好高喊“抗议”。时间长了，荒山变生地，生地变耕地，变成七舍人“实际控制”了。假如下五屯的牛马进地糟蹋庄稼，那就要赔粮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七舍工作，就调解过这类纠纷。假如在山脊上安铁丝网，或派兵驻守，或战斗机巡航，那情形自然两样。但，两侧都是兴义人民。

  至于贵州与邻省的边界更是复杂。明永乐十一年（1413），为巩固西南边疆，朝廷决定置第十三个行省，即贵州省。云南、广西、湖广分别割一块组成，以三个行省结合部的顺元城（今贵阳城）为巡抚驻地。贵州建省“开一线通云南”，但贵州与三个省的边界怎么划分？朝廷不想管。有个省级机构，云南有事不耽误调兵遣将就行。中国历来“有疆无界”，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精准的地理概念和测绘手段，何况云南、四川、湖广均为“王土”。于是四川管辖播州，播州越过贵阳管到平越（今福泉），而广西越过南盘江管到如今的册亨、贞丰、安龙南部、兴义南部。假如画贵州地图的话，那真是一团乱麻！

  1600年“平播战争”之后，为防止杨姓土司势力死灰复燃，朝廷肢解了播州。改播州为遵义府，南部四县属于贵州，北部四县仍然属于四川。直到雍正五年（1727），遵义府才全部划归贵州。也就是这一年，广西荔波县划归贵州，湖南天柱县划归贵州。在建省300年之后，贵州版图终于大致确定。

  即使是今天，站在兴义洛万乡的坝达章码头，遥望南盘江南岸广西一侧的数百亩山头，那是贵州地盘。我询问当地老人，为什么那些山头属于贵州，他说那是他们的祖先买的，土改时就划归兴义。后来扯皮，他们拿出清代地契，广西人就不好说话了。类似情形，万峰湖南岸广西境内也有贵州飞地。大约国与国有飞地，省与省有飞地，县与县也有飞地，边界犬牙交错，是正常的。如非洲大陆的划界，殖民主义者不考虑当地的历史沿革及风土人情，一厢情愿，几乎是拿直尺划定边界。干脆是干脆了，数百年却纷争不断。中华民族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钓鱼岛问题也好，南海问题也好，中印边界也好，主张谈判协商。试想省际边界都那样复杂，何况一个国家？

  2016年深秋，罗平人要到兴义来考察，说“来学习学习”。我第一反应是，借口“学习”，实则“逛逛”。及至见面，共有七八个人，由一名陆姓副县长带队。介绍时滇人与黔人风格不一样。比如某某是副局长，介绍时应称“某副局长”。黔方喜欢恭维，指称“某局长”，甚至连姓也省掉，直呼“局长”，叫云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贵州糊里糊涂地喊，也就糊里糊涂地应了。滇人（包括广西人）则有军队遗风，“副”就是“副”，“正”就是“正”，不肯马虎，称陆副县长为“陆副”，绝不直呼“陆县长”，更不会连姓也省掉。这显示出云南人的老实与贵州人的油滑。纵然一江之隔，或犬牙交错，风情究竟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