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 情
吴厚炎
人们谈亲情时，往往想到母亲。大抵世间的慈与爱乃由他们垄断。可惜，这于我，只能算依稀而仿佛。五十多年来，生母与亲子，唯由四次谋面而牵引，常言说事不过三，这第“四”，便有些丰裕了。实在说，但凡作母亲的，并非不想尽尽“良母”之责。然而，家庭既生，恩怨便存，唯有将说得清与说不清者付之流光，待到鲜血侵润出的躯体无枉与人世时，彼与此之间，也许才有聊以自慰可言。
三十多年前，当我冒着风雪，逡巡于北京的胡同，终于叩开狭窄的四合院，陡然兀立母亲之前时，竟是束手的无语。惊愕中，母亲张开双臂，移步上前，却又因我的迟疑嗫嚅而作罢，仿佛没有完成的“大雁气功”。这位曾是田汉先生弟子的话剧演员，终究没有学会做戏，倒让人倾慕今天台上的许多角色。之后，自然是证明我“太瘦”，比照片上的还不如。望着她浮肿的眼睑，我捡出武汉候车时买的两斤胡萝卜，她眸子顿时明亮，说：“好东西!”我递上半个未丢的“蕨根粑”，她却笑起来，说贵州四年，只闻其名，未见其实。我说，可惜精华已被榨去，要不倒名副其实。想不到江汉平原也有这样的特产。于是晚饭时候，便要我开一听罐头，是友人从捷克带回来送的。我正不知如何下手，她竟夺了过去，几菜刀就露了馅。说我做事，毫无决断。其实呢，我正欣赏那一行字：中国贵州，红烧猪肉———这家伙既然出了洋，如何又转一圈回到老乡手里？
临睡时，她屏气敛声：“今后出门，以姨侄相称———反正妈妈同姨妈只差一个字。”这容易。大约四岁前，我曾经叫过妈妈，那一定很稚气，如今若让稚气还原，反而麻烦。但若姨妈呢？反正不曾有过，长到二十岁学叫一声，也许就很新鲜。
母亲一连几天在外，忙于处理家具。一俟完毕即南行。原来，姨夫新近“摘帽”，已从北大荒放回，落脚在长江边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做店员。因为，他懂四门外语。我则每天跑前门大街的“力力食堂”，母亲让我慢慢地“瘦”得好一些。
春节将到，母亲说：“你看，你是每天到馆子里吃，分散着营养营养好呢，还是等到除夕，一顿干完？”这“干”字，很有些诱人。母亲仿佛不在杭州长大，倒有点十年前北京人的雅气加四年贵州人的野味。看来西湖之水，并非一律培育“吴侬软语”。
我终于搓搓手，说：“随便。”她顿时火冒三丈：“随便随便——你怎么连一点小事也不能决断？唉，跟着我，就好了。”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断定跟谁就好。不过，以母亲当时的境况而言，我何以能理直气壮？她因姨夫牵连，早已退职。如果有人提前发明现在的“搓一顿”就好了。单看那“搓”字：精明之中透着高雅、雍容之外溢出豪气，不知是否从“文革”的“抓一小撮”进化而来，所谓一声之转也。反正那时被“撮”对象，经过实践，并无油水。
于是这就去了胡同深巷的“四川饭店”。好比当头捧喝的贵州，并非冥顽不化。说是“饭店”，其实不确，除了一间告示着菜名等第价目的侧屋有点厨房味外，迎面便是几明窗净的宽敞花厅，俨然进了某位大人的官邸。这回，母子二人的菜肴，相当于那时大学生两个月的伙食费。这在今天，还真难以启齿。不过，我们的“年夜饭”，是被店家指定为中午一点进行的，想起还须冒着严寒，半夜三更排队领号头方能就餐，这就吃得有些黑白颠倒。
许是因年节的余绪，母亲第一次将我拉到身旁，叨述她那三、四十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演员的种种遭遇，末了，要我诉诸文字。惶惑之中我手足无措，极力避开她的眼神，开始背诵课堂上的讲义。那些“格尔”与“斯基”，按文学理论，这就难办。
母亲沉默许久，竟未留下一声叹息。瞟我一眼，兀自睡去。
若干年后我才明白，无言，并非是无话可说，不屑而已。像母亲那样的性格，我回报她的，将是痛心？还是无望？她曾三番五次说：“老实，其实就是无用的别名。”我竟至无用到一句好听的谎话也不会说？就像那天，她谈起某女孩被人称为“尤物”，我不明白，她说：“大学生，连‘尤物’都不懂？”然而，她毕竟将重负寄予我这样的孩子，大约因天性如此吧？如今，当我也学会滔滔不绝时，我其实是忘记了应该无言；而有脸竟自不红时，便因空话的浸渍而麻木了。
我终于被迫提前返校，不因别的，粮票不敷。母亲很有些生气，说我不知节约。当我告诉她，游颐和园时，靠的只是十四根“枣泥冰棒”，她于是仰起头，额头间挤压着沟纹：“会拉肚子吗！”不过，重要的，不在这里。那天，我和母亲提着一册“样本”——《德汉大辞典》到寄卖行去，将姨父赖以生活的工具卖钱。店里说：“四十年代的？太老！”直摇头。幸好，我们没有全数抱去——那时虽然亦有“的”，想来“打”不起。那么，何以该为“老”那？长城？兵马俑？看来，对那《辞典》，竟敢言一“老”字？六十年代初，刚满五十岁的母亲，提着四十年代的产品，那模样，定然是不嫩也不老。之后，又才悟出：要老？就老如古董；要嫩？就嫩得时髦。或者天荒地凉，或者光怪陆离。如是，斯得其妙矣。
人生的聚散虽有定数，方式呢？却可以不同。那天早上，我言及车票已买好，母亲说：“哦，你走，我不送。你舅舅从海南岛来看我，我也没有送。”随即，挥手出门。不过车票是晚上的，她并不知道。但是，我仍需整日守着空屋，面对四壁天井，之后，才孤零零地离开？也许，她的匆忙，即无异于告别。
将行李托运之后，两手空空的去了中山公园，只等清茶一杯，就着暮色降临。谁知刚举杯，茶室的一角，母亲正伴着一个女子迎面走来。忙低头，一转身，我几步窜出茶亭。这样的决断，是荒唐呢还是依旧故我？总之，十多天来，我仅憋过一回“姨妈”，实在无勇气再练一次。虽然当时，人家说我的普通话还不错。直至转到景山大街，眼看梅山上崇祯殒命的歪脖子槐树，才算归于平静。因为，一条绳索，终于结束了一个朝代。
那么，母与子呢？何日才能面对浩浩大江，共话不尽的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