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课堂
袁定鸿
我在城里有一段清贫的求学经历。正因为清贫，一桩微不足道的事情，给我青涩的心灵上了一堂深刻的道德课。这堂课从车内延伸到车外，从贵州延伸至广西，让我警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贫穷的家乡跃出“农门”，在一座古老而文明的县城开始学习“传道授业解惑”的技能。学校叫民族师范。当时，只有贫寒的学子才会就读这样的学校，稍富裕的，就择考寒门学子羡慕的“中专”。
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如果我的家庭稍有结余，我一定会和其他乘客一样，花点小钱买个教训，那么，至今也绝不会记忆犹新。
那一年我读师范二年级。在“国庆”前夕，看着室友都兴高采烈地从小吃摊上捧来香喷喷的油炸粑，我的喉结滚动不停，可是我早已囊空如洗。由于耐不住食欲的诱惑，我大胆向室友借了两元钱——我要回家。
返乡的客车票价已增至1.4元，剩下6角钱，需给父亲买一包“朝阳桥”香烟，意图很是明显，算是笼络父亲，能让他在开心中昏了头，就可以多给几元。
孰料，父亲见我回家，开始莫名地惊慌，他说手里一分钱也没有。我将返校了，父亲很无奈，召集我大姐和二姐开家庭会，逼着她们把卖构皮的钱全部倒出，仅有5元多。我不忍心把零头也剥削干净，只拣了整数。
从家乡要步行3小时，才可以赶上镇上开往县城的客车。
这是一班从广西开往我们县城的车。在车上，笑容和善的司机收下了1.4元车费，我心里盘算着：还2元后，仅有1块多的“纯收入”了。在忐忑和反复地计算节约开销的时候，客车在半路的岔路口猛地刹车，三名身穿青灰制服、头戴大盖帽的警察上了车，他们开始依次查着乘客的车票。这三名警察，是广西稽查科职工。
当时的客车属于国营，都要凭票入座。当查到与我一同上车的初中同学时，那同学说：“我只是刚上车，还没有来得及补票。”待我的同学有如此举动之后，其他无票的乘客都与他大同小异了。
我对初中同学的行为很是惊讶，明明与我一起都开了车费，怎么还要花几毛钱的冤枉钱？没多久我算是明白，他之所以撒谎，完全是混迹社会不愿与人为敌的圆滑人物了。
当时，我对他们的行为有些不齿。轮到查我的票，我直接说：“车费师傅收了，没有给我车票。”
司机铁青着脸，面向警察，又转眼过来指着我说：“你撒谎，本来刚上的车，赶快把票补了。”
听司机颠倒黑白指责我，我心一急，急忙掏出所有的钱后告诉警察：“我只有5元，车费花了1.4元，剩的就这么多，这都是两个姐姐凑给我的。”
其中一名警察拿过我的钱，开始清点起来，完毕后又把钱返回给我。他们谁也没说话，继续查着余下旅客的票。待查票结束，警察都没有下车，直接要司机把车开到了客车站。
刚下车，司机和我都被警察叫到了站长办公室。在站长办公室，司机一口咬定我是逃票的人，我有冤无处伸，急得眼泪都忍不住了。一名警察逼视着司机，告诉他：“如果私自收取车费而不开具车票，属贪污行为。”司机僵硬地扭过脖子看向我，眼里透射出两股阴毒的光，对警察说：“你看他那穷样子，我会多收一次他的车费吗？”
警察与司机针锋相对持续了半小时，我脑里乱糟糟的，天暗了下来，我告诉警察，我得赶去上晚自习。警察看我说得真诚，就让我走出车站。
刚出车站，一名蓄着长发的男青年大步抢了过来，只见他浑身邋遢。青年揪着我的衣袖，狠狠掐着我的手腕，赤红着眼说：“别乱在城里惹祸。”我乘其不备，用上了吃奶的力气，狠劲一甩手，挣脱他的控制，在来往穿梭的车辆间隔中亡命奔跑，当我来到宿舍，心似乎都已蹦出了胸腔外。
待心跳稳定，晚自习时间已到。我急匆匆地进了教室，刚坐稳，一抬头，那三名警察威武的身影出现了在教室门口。
我被叫到了教务老师的办公室。在车站时，警察已把我的身份记在了笔录上，所以轻易就找到了我。
办公室仿佛成了临时的法庭，但我分不清自己是被告还是原告，只愤怒地与司机对峙着。警察叫教务主任提供我在校的表现档案，主任说：“这孩子是我最心疼的，还是学习委员，品德一直优秀。”我如流浪儿一下子找到了妈妈，眼眶一阵阵发热，自己都能感觉到泪在眼里涌动。
司机找来了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那人一脸横肉，他毫不忌讳地说是操刀杀猪的屠户，我吓得脊背开始痉挛且发冷，想象着自己可能会在城里的某个暗角，被陌生人跑来扼住脖子，或许，还有一把锋利的匕首。是屈服，还是抗争？如果屈服，再交一次车费，那我只有两角钱的生活费了。在我天人交战的时候，警察抓住“证人”未坐车，属伪证和司机暴躁不安的神情，给予了司机600元的罚款。
我亲眼看到司机在处罚单上签上了他的“大名”，这笔罚款，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一年的工资，推算到今天，超过5万元。
大家一起从办公室出来之时，司机抓住我的手，不怀好意地说：“我们还会见面的。”
“他好像要伤害我。”我躲在警察的身后，说。
警察拍拍我的肩，就着室外昏暗的灯光，在纸条上写上一行字“广西百色稽查科，有事请拨电话……”
在以后的30年里，警察与司机的面容总会交叠在我的脑海深处，还有那张泛黄纸条，仿佛是我人生阅历的一本读书笔记，被我越写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