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

吴厚炎

  大玉受命，嘱我写篇《我与文学》的东西，说是让文学青年看看，以便如何如何。我没有贸然答应，因突然想起某乡下教书先生来——“同学们，这问题如何不如何？”有的说“如何！”有的则说“不如何！”兴义虽亦名曰城市，大抵还是乡下的“坯子”，我担心下不了台。但仔细一想，那“我与文学”的命题，其实就有权此收手之意。幸好我早就不再弄文学，也算有资格切题吧？这样，大玉那边虽不必因我而办不成《金三角》，而我于学生，也算有个交代。这正如我曾经说过的：但凡“工具”者，总不免“遵命”，虽然自以为“主人”，往往也身不由己。至于我要说的是否今天的文学，已不太重要，因为讲述的乃是过去。

  读高中时，同住校的某生常有小则文字见于“学联”办的小报，他的食馔因此也就较我等丰富，虽然有人不免举筷啧啧，我却显得木讷。这并非因为我明白他搞的其实乃是“消息”，而是若让自己搞这种非文学，实在还缺乏自信。后来，语文老师王之范，有诗写“闰土”刊于《贵州文艺》，作为学生，我居然也依样写起《解放后的闰土》来。说得好听，叫“同题”作文，说不好听，则有抄“题”之嫌，但语文老师唐绍璧竟大为称赞，我于是便在班内飘飘然起来。谁知这位王先生，贵阳名医王聘贤的公子，老贵大毕业生，竟因小说《山城纪事》于文革中罹难，享年不过四十吧。而唐先生，人生经历亦很坎坷，作为女性，真是很不容易。我不知他们于我算不算文学的启蒙，总之，全然没有想到要当什么“写手”或“写家”。也许那时的文学很神圣——抑或我根本就不懂文学？而班上的一些同学，倒很有些文学素质的。与我要好的李某，常揣一小本子在身写日记。记的大约都是他的“爱情诗”之类，说是“大约”，只是有幸欣赏过几首，依稀觉得委婉缠绵，仿佛其人。佩服之余，竞未动心，大概尚未有“对象”以引起“相怜”，所以，对他的“爱情”，至今连一个字都记不起。而另一张姓同学，大约很读了些杂书的，其常于课间，眉飞色舞大声诵读其以为精彩之笔。惊叹之中，竟记住其中一首：“明月娟娟筛柳，春色华华如酒。今夕试华灯，约伴六桥行走。回首，回首，楼上玉人知否？”但他极为得意，而诵出的名句：“美妙不可酱油！”可惜我至今也还弄不明白。倒是他笑容可掬之态仍清晰如在眼前。爱抒情的李某终因一曲《二泉映月》进了贵大艺术系，性格开朗的张某好象读了医学院，至今不见他们有诗文发表。而大名鼎鼎的蹇先艾，其女系同窗，学工科于江南定居，大概已习得吴侬软语了。

  看来，文学这东西好象不一定能“传染”，也不一定能“遗传”，甚至不一定能“传授”。我们当时的《语文》课，有专讲名家经典的《文学》课本。“课本”熏陶的结果，是以为随便什么人都去搞文学，那还会叫“文学”？这自然是小小年纪很古板的看法，不象今天这么胆大、开通和解放。但我终于同“文学”沾上边，是因为“高考”。临近考试，突患“阿米巴痢疾”，病了廿多天。13岁即住校的我，这时既无力温习，还得想法专弄大米（因配搭有包谷）自煮稀饭保肠胃。那么，只有考“文科”，那是无需背公式的概念的。加上教师家庭出身，这就进了吃饭不要钱的师院中文系。这就努力考高分写小诗算是读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这种“误会”，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大学中文系重演，不能不是救育的悲哀。而我的“处女作”，也在这“误会”中，经贵阳市艺术馆王少侗老师之手面世。王先生不因年轻人的稚嫩而眷顾于我，我因此也协助他修改过同是文学青年的稿子。然而，这位从《光明日报》下放到贵州的编辑，终因不堪凌辱，于文革中投了南明河。

  63年到兴义变成教师后，以为不应有非分之想，遂潜心于教学。谁知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有诗见于省报，算是死灰复燃。之后，接手不能教，谁也不愿教的《写作》课，这才断断续续有配合教学的各种文体的尝试，依然不敢忘主业。这当中，少不了如淳厚长者钟华、鲁令子等老师的教诲、鼓励，以及朴实如陈佩芸老师的扶持提携。

  我于是问自己，我真的搞过文学么。我到底为它付出了多少代价？而若真让我去当作家，一家人会不会饿饭？事实上，我们今天许多作家，早有一份各自的职业保薪。弄得好，

  作家头衔还无异于终南捷径，甚至可摇其虚衔而求实惠——不过，这大抵已出文学之“界”，当属“国营个体商贩企业家”，不在文学之列了。

  如果真要搞“文学”，从理论上说，当“任其性命之情”。然而谈何容易。因此，现世的作家可以成群结队，传世者则屈指可数。而若果弄到意态骄人，失却本真  ，则不知“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何况，“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庄周说，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