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孟冬时节，天气很冷，路边树叶瓢落一地，满地黄金，地里高粱收割下来，秸秆晒在地里，渐渐枯干，打成捆，待运到村里作为烧柴分配到户。这天，我吃完早饭，去生产队队部，等待派工。
身材稍瘦的刘队长对我说，你找王大叔去。我问干什么活计呢。他说你找到他就知道了。旁边的伙伴说，还能有什么活计，王大叔是车把式，跟车拉柴禾呗。此时，我走到马棚前，只见王大叔正把一匹枣红马的缰绳从槽头的木柱上解下，拉出来，套在胶轮车上。我上前打招呼，说，大叔，刘队长要我来找您。
小子，你可知道这活计可是要伤人啊。王大叔的一句话把我说愣了。我刚当社员不久，知道给我们这些小年轻派的活计没有清闲的，可是，我不怕，我虽是回乡青年，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在学校时，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回到农村，绝不仅是为谋生，更重要的是反修防修，改造主观世界。跟车，跟车，不就是跟着干吗，有老社员引路，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偏离不了轨道，至于伤人嘛，谈不上。
我坐在王大叔赶着的胶轮车的车厢里，为减弱颠簸对身体的影响，手紧紧攥着车厢横木，迎着凛冽寒风，到距离队部十多里地的螃蟹洼地块，一眼望去，成梱高粱秸秆星罗棋布横躺在冰凉土地上。跟车活计不清闲。我们要把地里高粱秸秆一捆捆扛到地头，跨过一道围堰，装到距围堰不远的路上停着的胶轮车上，王大叔和我把高粱秸秆捆往地头扛的时候，正是顶风，扛过几捆，衣服就被汗水给浸湿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信念，我们年轻人还怕苦吗，车上的秸秆装满，高高的，像一座小山。此时，王大叔从车箱前横撑上抻出一根粗粗的绳索，搭在秸秆车的中线位置，随后，拿出一只沉重脚锥，插在车尾，绳索缠在脚锥上，用脚杠使劲给绳索加力，等把柴车扎紧，系上脚杠。柴车才算装好。
我坐在车顶上，王大叔一声吆喝，车走起来，因居于高处，感到天旋地转的，我紧紧抓住绳索，看着前方通向村里的路。此时，我想起母亲曾经对我说的话：小子，你一旦要是有了跟车的活计，可就有了分柴禾的权力，可将大些的柴捆分给和咱家关系不错的人。我问，都是谁和咱家关系不错。母亲说，那你还不知道。刘婶子，你认识吧。我点点头。她可是经常接济咱家。每逢家里粮食断了顿，都是找刘婶子家里去借。你要是有了跟车分柴禾的权力，要挑大些的柴捆分给她。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跟车分柴禾的活计，我并未当回事，如今，我干上这样的活计，母亲的话顿时从脑海里翻腾出来。现如今，车上装载的柴捆有大有小。分给谁，由我跟车的说算。
柴车越来越接近村子。我和车把式王大叔唠嗑。王大叔说，分柴禾时，你可要注意点，这可是伤人的活计，不过，你只要从车上往下卸柴时，按顺序走，赶上大捆就是大捆，赶上小捆就是小捆，分柴不偏心，就没事。大叔，我知道了。我能听懂大叔的意思，我是代表生产队，按工分人头，分配劳动成果，分配偏颇，就是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王大叔让我秉持公正，堵住后门。可母亲的话，我还记得，这让我很为难。
正在我犹豫不决时候，刘婶子家到了。刘婶子见我端坐柴车上，眉飞色舞，说，小子，下来，婶子和你说句话。刘婶子把我叫到一棵大树旁，因与王大叔是逆风向，他听不到我俩说的话。刘婶子耳语道：往常别人跟车，和我不熟悉，我分到的柴禾都是小捆的，现在好了，咱两家可是世交，你可要关照婶子啊，让我也在人前显摆显摆。其实，刘婶子心里想的不仅是那柴捆大小，她心里更生气，怎么和跟车有关系的，就能多分得柴禾呢。我听罢刘婶子的话，没表态，回到车顶，按数量、顺序，卸下3个不大的柴捆。刘婶子见到柴捆，眉毛拧成一条绳。喃喃道：这小子，铁公鸡，就不会把大的柴捆卸下几个？
我知道惹祸了，刘婶子一定会到我母亲那儿告状，说我没良心，刚刚掌握这么一点跟车分柴的小权力，就不认识有恩的婶子。回到家，我想让母亲教训我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可是，我的想法错了，刘婶子真的和母亲沟通过，不仅没说我有错，还表扬我处事公平。原因是刘婶子亲眼得见，生产队长家也分到3个小捆的柴禾，这可是从来也没有的事。我把车把式王大叔的话记在心里，做事把心放平，大家就会心悦诚服。那季跟车分柴，由于从我那儿开始，分柴堵住后门，公平公正，从队干部到普通社员，对我的工作都很满意。
又到立冬，时光已过几十年，如今村子里都用上煤气，不再烧柴，可当年我初当社员跟车分柴秉持公平，体魄得到锻炼，心智逐渐成熟，入职伊始，收获满满的经历，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