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还没被拆迁的时候，上下三层楼，几乎都出租给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些租客来自五湖四海，老老少少，来来往往，大都住不长久。只有一个人，住了好些年。
他并不年轻，五十岁上下，外地人。平日里在菜场卖菜，晚上回来操持柴米油盐的事。我总能看见他捧了一本书在读。奶奶管他叫老薛，我便也跟着喊。一回生，二回熟，我晚上一有空，就往老薛的出租屋里跑。
老薛的屋子很小，一张单人床，旁边一个小衣柜。衣柜对面靠窗的地方是很小的灶台，中间有隔断。就是这样一个连洗手间都安置不下的地方，老薛自己做了一个斗柜，挨挨挤挤摆在床边上，老薛说，这里面可是他的宝贝。
我和老薛的聊天非常简单，他从来不过问我在学校里的生活，也不多嘴地问家里的事。他只是读书而已，也让我跟着他一起读，有时候是诗词，有时候是历史，有时候也可以是上个世纪的中国小说，又或是西方名著。我跟着老薛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到“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我因此便去过很多地方，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似乎也见过很多人，比如卡西莫多在撞钟楼，比如奥雷里亚诺上校在雕刻小金鱼。我如饥似渴地和老薛在一起头碰头地读。奶奶常说：“你昨天拿一本，今天又拿一本，你到底哪本是看完的。”而老薛不会问我这本书讲了什么，也不问我书到底看完没看完。我曾问老薛：“你白天卖菜都那么辛苦，晚上怎么还有精力读书？读了又做什么呢。”我暗示他，我们家这个地方环境不好，至少换个小区房，好歹有地方放书，不用像现在这样，还得往衣柜里放，也不敢添置新书。老薛说：“这里挺好，我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这里还挺像我年轻时候住的地方。”他说好书不厌百回读，却从不说为什么看书和看书为了什么。
我把我们俩称作“读书客”。可慢慢地，也有些腻。偶尔一到访，我更愿意说些闲话。一天，我说：“老薛，我们老师让我们读书，实际是让我们背考纲，这还叫读书吗？”老薛一听，两只黑漆漆的眼睛一下子盯住了我，嘴角似乎也在微微抽搐着。我吓了一跳，赶忙走了。
我和老薛的关系算是藕断丝连，直到奶奶跟我讲，老房子要拆了，租客都要搬走，那些没还给老薛的书赶紧还掉去。我去找老薛时，他已经弓着背在收拾东西了，看到我来，就拉开斗柜，所有我见过没见过的书都在里面。老薛说：“这些书你拿去吧，我这次搬家了就去和我儿子儿媳住了，他不喜欢放这些东西在家里……”我震惊于他明明有个儿子竟然还在租房，便去问奶奶。奶奶说似乎老薛和他儿媳矛盾很重，自己的老伴走得又早。我说奶奶知不知道老薛是个什么学历。奶奶却答非所问，只说无非是个卖菜的吧。我感到一阵悲凉。
老屋拆迁那么多年，老薛送我的书依然留着，我也变成了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时常想起老薛，思索他正在做些什么，他的儿子儿媳待他如何之类。天涯海角，明月此时，光景是否如旧？我在一本书里翻到过一些纸片，除了惯常的读书笔记，还有出自杨绛的一句话——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后面跟着三个字，它们钻破时间的磨损依然苍劲有力：读书客。